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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拉特恩（Millie　Bratten）解释说，“她们有各种说法，从‘这是一个传统’到‘这是他继承下来的一部分，我也想成为这其中的一部分’”。 其他研究表明，女性的社会地位越高，收入越高，她采用丈夫姓氏的可能就越低。在1980年到2001年之间进行的一项研究，是以《纽约时报》上的结婚公告、哈佛大学的女毕业生的记录和马萨诸赛州的出生记录作为依据，试图从中推断出“标准”数据，这项研究表明在1980年有不到10％的女性保留着她们自己的名字，当说到姓氏信息时，在1985年有一个“快速上升”，达到了20％。到2001年，35％的女人说她们将保留她们自己的名字。但是三十几岁的大学毕业的女性中保留自己姓名的比率在1990到2000年之间从27％降到了19％。甚至是在那些35岁到39岁的那些有着稳固的事业基础的女性中，这个比率也是呈急剧下降的状态。通常我们会把这个群体视为“看守人”。　电子书　分享网站

第二部分白色梦幻（8）

克劳蒂亚·戈尔丁（Claudia　Goldin）是哈佛大学经济系的教授，同时她也是这项研究的主持者，她认为采用丈夫姓氏的潮流代表了向传统的回归。然而，如果一个人真想转向传统的话，这个人就应该意识到在封建时代人们婚后采用的家族姓氏是那个更有社会地位的家族的姓氏，不管这个姓氏是男方的还是女方的。但是到了19世纪，人们开始认为一个女人应该跟着她丈夫姓，以和随着婚姻的缔结财产发生的转移保持一致。1879年，当女权主义者露丝·斯通（Lucy　Stone）对马萨诸赛州法庭说根本就没有一条法律要求她改变她的姓氏，这时候法庭才制定了相关的法律。 规定女性如何对待婚姻的法律规则被社会上的责难所代替，在这种责难里，一个女人在婚后是否改变姓氏是公众判断这个女人的一种方式，通过这件事人们似乎可以看出她是否承担起了对婚姻的承诺。21世纪，许多采用了丈夫姓氏的女人们认为自己是女性主义者。她们为自己的行为辩解说，采用另外一个姓氏比一直沿用她们一生下来就用的姓氏更显示了她们是按照自己的自由意志来行事。还有些女人认为这件事情和她们愿意用什么牌子的化妆品一样，算不了什么大事。她们不过是愿意采用丈夫的姓氏而已。我曾经听到一个女人宣称采用丈夫的姓氏令她获得了更为“平等的社会地位”，因为现在她和她丈夫在分享一个姓氏。 被大力鼓吹的“姓氏改变”复兴是婚姻脆弱的另外一个表征，说明女人对于婚姻来说所具有的功能不过是提供一个压舱物而已。朱迪丝·牛顿（Judith　Newton）是加尼福里亚大学的教授，解释说年轻女性们渴望通过这种命名法来获得一个稳固的地位：“我明白那些二十几岁的年轻姑娘们内心所怀有的愿望，她们不愿意像她们的父母那样离婚。她们比重视个性更重视联系。” 大多数改变姓氏的女性这样做都是因为出于自愿，不是因为她们的丈夫要求她们这样做。劳丽·斯科伍堡（Laurie　Scheuble）是宾夕法尼亚州大学的教授，曾经和她的丈夫大卫·约翰逊（David　Johnson）一起对姓氏现象进行了研究，他们认为在妻子的姓名和婚姻幸福与否之间并不存在什么联系。劳丽说，女人们做出更改姓氏的决定是因为“以前是那样做的”。 《环球邮报》在讲到女性改变姓氏这一潮流时曾经援引过一个女人的说法，这个女人认为改变姓氏主要是出于对家庭完整性的重视：“我们想让人们把我们看成是一对夫妇，一个家庭，这是一种比较容易的做法。那种女性是一种所属物的争论并不是我们要讨论的，因为这不是我们对待彼此的方式。”即使如此，这个女人也承认如果她有一个稳固的事业基础，她将不会做出这样的选择。 但是如果目标是创建一种一元化的家庭模式，为什么不采用妻子的姓氏？做出这种选择的人是如此稀少，所以当它发生的时候自然就成了头条新闻。1998年，纽约的律师大卫·索斯肯（David　Soskin）与布兰德·斯黛琳斯（Brande　Stellins）结婚，《纽约时报》的结婚公告非常醒目：“索斯肯先生将采用斯黛琳斯女士的姓氏”。新郎说他的朋友们说他简直是疯了。 那些创建一个新的姓氏的夫妇同样不平常，比如密歇根大学的毕业生劳拉·阿伯克（Laura　Aberbach）和巴里·马丁（Barry　Martin）。他们在1991年订婚后造出了一个姓叫阿伯特恩（Arbreton），是他们双亲姓氏的合成物。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