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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把三十年前的那份友情一直坚持到最后。他这种方式源自一种性格，一种情义，也是那个时代编对作者特有的一种爱惜之情。这种感情帮助过多少作家的成长，这种感情今后还会有吗？

不知为什么，当我想到这种情义与性格时，会自然地想到他最初用带着东北口音自我介绍时说的那句话：

“风景的景，山峰的峰。”

是啊。他是我人生风景中永远的一座山峰。

哀谢晋

我曾对一向生龙活虎的谢晋说：“你能活到二十二世纪。”但他辜负了我的祝愿，今天断然而去，只留下朋友们对他深切的痛惜与怀念以及一片浩阔的空茫。

前不久，台湾导演李行来访，谈到夏天里谢晋在台北摔伤，流了许多血，“当时的样子很可怕，把我们都吓坏了”，跟着又谈到谢晋老年丧子。我说老谢曾特意把他儿子谢衍的处女作《女儿红》剧本寄给我，嘱我“非看不可”。李行说谢晋对谢衍这条根脉很在乎，丧子之痛会伤及他的身体。这时我忽然感到老谢今年有点流年不利。心想今年若去南方，要设法绕道去上海看看他。但现在这一切都只是过往的一些毫无意义的念头了。　。。

风景里的山峰（3）

太熟太熟的一位朋友了。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在政、文联以及大大小小各种会议和活动中，无论是会场上相逢相遇，还是在走廊或人群中打个照面，都会有种亲切感掠心而过。老谢是个亲和、简单、没有距离感的人。在我的印象中，他几十年说的话似乎只有三个内容：剧本，演员，为电影的现状焦急。他脑袋里再放不进去别的东西。如果你想谈别的那你只好去自言自语，他听似没听进去；但只要你停下来，他立即开始大谈他的剧本和演员，或者对电影业种种弊端发火。他发火时根本不管有在座。这时的老谢直率得可爱。他认为他在为电影说话，不用顾及爱听或不爱听。他从不谈自己；他的心里似乎没有自己，他口中总是挂着斯琴高娃、姜文、陈道明、潘虹、刘晓庆、宋丹丹和第五代导演们那些出色的电影精英。他眼里全是别人的优点。能欣赏别人的优点是快乐的。还听得出来，他为拥有这些精英的中国电影而骄傲。

在此之外的老谢一刻不停地忙忙碌碌，找演员、搭班子、谈费、来去匆匆去看外景。难得一见的是他在某个会议餐厅的一角，面前摆着从自助餐的菜台拣的一碟子爱吃的菜，还戳着一瓶老酒，临时不到酒友就一人独酌。这便是老谢最奢侈也是最质朴的人生享受了。他说全凭着酒，才能在野战军般南征北战的拍片生涯中落下一副好身骨。他说，这琼浆玉液使得他血脉流畅，充满活力。前七八年我和他在京东蓟县选外景时，他不小心被什么绊了一跤，摔得很重，吓坏了同行的人，老谢却像一匹壮健的马，一跃而起，满脸憨笑，没受一点伤，那年他78岁。

天生的好身体是他天性好强的本钱。他好穿球鞋和牛仔裤，喜欢独来独往，不喜欢陪伴，一位标准的职业电影人。虽然他穿上西服挺漂亮，但他认为西服是“自由之敌”。他从不关心全国文联副主席和政常委算什么级别，也不靠着这些头衔营生；他只关心他拍出的电影分量。一次，一位朋友问他是不是不喜欢炒作自己。他说他相信真正的艺术评价来自口碑，也就是口口相传。因为对于艺术，只有被感动并由衷地认可才会告知他人。

这样的艺术家，活得平和、单纯而实在。那些年，年年政会议期间文艺界的好朋友们都要到韩美林家热热闹闹地聚会一次。吴雁泽唱歌，陈钢弹曲，白淑湘和冯英跳舞，张贤亮吹牛，姜昆不断地用“现挂”撩起笑声。惟有老谢很少言语，从头到尾手端着酒±，宽厚地笑着，享受着朋友们的欢乐。这时，他会用他很厚很热的手抓着我的手使劲地攥一下，无声地表达一种情意。最多说上一句：“你这家伙不给我写剧本。”

他心里想的、嘴里说的还是电影！

我的确欠他一笔债。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他跑到天津要我为他写一部足球的电影。他说当年他拍了《女篮5号》之后，主管体育的贺龙元帅希望他再拍一部足球的影片。他说他欠贺老总一部片子。他这个情结很深。我笑着说，如果我写足球就从一个教练的上台写到他下台足球怪圈的一个链环。他问我“戏”（影片）怎么开头。我说以一场大赛的惨败导致数万球迷闹事，火烧看台，迫使老教练下台和新教练上台“好戏就开始了”。他听了眼睛冒光，直逼着我往下追问：“教练上台的第一个细节是什么？”我想一想说：“新教练走进办公室，一抽屉，里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