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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们说我这个想法极妙。当日返回上海，联系那两位台湾人，把两幅心爱的小《落日故人情》和《遍地苏堤》卖掉，得款三万五千元，马上与周庄那位文物员联系。没想到事情不顺，过了几天才有回信。来房主听说有人想买这座迷楼，猜到此楼不是寻常之物，马上把价钱提高到十万以上。

我一听便急了，还要再卖，吴、肖二友对我说：“这房子买不成了。等你出到十万，他会再涨价。不过你也别急，你不是怕这房子拆掉吗？这一买，一不卖，反而不会拆了。”

此话有理。如此，迷楼还立在周庄。

我写此文，不是说我曾为周庄做过什么努力我并没为周庄花一分钱的力气真正为周庄立下不朽功勋的是阮仪三先生。但在周庄遇到的事令当时的我惊讶地看到，在济生活的转型中，我们的精神家园竟然在不知不觉之中悄然无声地松垮了。一个看不见的时代性的文化危机深深地触动并击醒了我。使我的关注点移到这非同寻常的事情上来。由此，才有了三个月后，在宁波为了保护贺秘监祠的第一次真正的卖捐款。

我的文化保护是从周庄为起点的。从周庄思考，从周庄行动。

精卫是我的偶像

这一次，当我把两年多来的绘精品拿出来卖掉，以支持艰难的文化遗产抢救的事业，心中的矛盾加剧地较量着。

并非我不够慷慨，而是这些都是我的心灵之作。我说过，艺术是艺术家心灵的闪电。它是心中的灵性，只有偶然出现。这也是我的数量不多和很少重复的缘故。因之，我一向十分珍视自己的作，不肯拿它去换钱。

此时可以说，这些不是从我手里拿出去的，是从心里拿出去的。

记得，甲申年（2004年）在京津举办第一次展时，我将自藏多年的两幅《高急峡》和《树之光》卖掉了。虽然价钱很高，一位好友却对我说：“你不该把这两幅卖掉！”

我承认，这句话加重了我心里的矛盾。因为我的一如文章，无法重复，也不能重复。记得前一幅作时激情飞扬，溅得满身水墨，后一幅光线之强烈竟使我自己愕然。在那次公益展上，我心想，这样大规模卖的事只做一次吧。

然而，事过两年，我又要义卖作了，而且是我两年来绝大部分的心爱之作。其因既简单又直接我们的文化遗产仍然身处危难，破坏和消亡的速度与力度大大超过抢救的速度与力度；特别是在这个物质化和功利化的时代，人们对这种文明受损的严重性尚不清楚，故而文化遗产全面受困，为其工作的人员极其有限，费困窘得常常一筹莫展；我一手创立的专事文化抢救和保护的基金会始终处在社会边缘，仅此一家，无人垂顾，境遇尴尬。

当我身在书房和室，对个人的作品自然会心生爱惜；当我跋涉在广阔的乡土和田野中，必然又会对那些随处可见、一息尚存、转瞬即逝的文化遗产心急如焚。此时，个人一己的艺术得失怎样与大地文化的存亡相比？我说过，我们大地的文化犹如母亲的怀抱，我们都是在她的滋育中成长成人的。当母亲遇到危难，危在旦夕，怎么能不出手相援。卖又算什么？

应该说，此次公益展是一次自相矛盾和自我战胜后的行动。在这次行动中我看到了自己依然站在当代文化的前沿上，很高兴自己没有退缩。

记得有人问我：“你靠卖能救得了中国的文化遗产吗？这莫不是精卫填海？”

我说：“精卫填不了海。精卫是一种精神。一种决不退却、倾尽心力乃至生命的精神。我尊崇这种精神。它是我的偶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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掏空了古村落？

近年来，在深入各地古村落进行文化遗产的普查时，常常碰到一种令人忧虑的现象。就是它的历史形态虽然依然存在，那些古老的建筑一幢幢有模有样地立在那里，但建筑里边已看不到任何历史文化的内了。一些非物质文化遗产也都支离破碎。那些唱傩戏的面具、印年的版、演影戏的皮影人儿，甚至连寺庙和戏台柱子下边雕花的石礅儿，全都是为了应付游人而找人新刻的。这些古村落除了建筑已看不到任何历史的记忆与见证，它们都跑到哪里去了呢？

去到北京的潘家园、天津的沈阳道、上海的城隍庙、太的南宫、成都的送仙桥以及遍布全国各地的大大小小的古？市场和古物集散地看一看吧，都在那里！

我考察过许多国家的古物市场（西方人叫跳蚤市场），但绝对没有我们的古？市场如此无奇不有、堆积如山、气势惊人。多年前我听到一位外国朋友发出感叹，他惊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