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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4月17日，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发表署名反对教育工作中的急性病的社论，这篇社论在强调党领导的教育应坚持正确的「立场」的同时，也提出应从古往今来优良遗产学习的问题，社论明确表示：「古今中外的一切合于科学的，有益于大众解放事业的，鼓励人类向上发展的事业、道理、善行与美德，都将为我们所吸取与发扬」。社论认为，共产党员既要「站稳立场」，又要「不囿成见」，这样就可以「随时随地地都努力去发见并采集有利于革命事业的财宝」＇11＇。

可是，「有利于革命事业的财宝」究竟有哪些，《解放日报》社论并未具体指明。远在江苏苏中抗日根据地的革命教育工作者吴天石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说：「旧教育中也有不违背民族利益的进步因素，这是我们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我们有从旧教育仓库中发掘出来加以接收、改造的责任，这就叫做批判的接受旧教育」＇12＇。

从上述言论看，党的新民主主义的教育与以往的共产主义教育在解释方面已不完全相同，但是在新民主主义教育的旗帜下，阶级教育、共产主义教育仍然是延安教育的基本精神，尽管已宣布现阶段党的政治目标是建立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然而党坚持认为思想、意识形态是可以超前的，即在新民主主义的阶段，仍应用共产主义精神教育人民，所以在调整教育方针和具体政策的同时，阶级论的教育观事实上并没发生实质改变。

阶级论教育观的体现之一是继续强调教育的政治功用方面。延安时期出版的大批教育论述反复宣传教育与政治的密不可分，从教育依属政治、服务政治的观点出发，中共认为，在边区和其它抗日根据地，必须将干部教育放在教育的第一重要位置，社会教育放在第二位，普通教育（国民教育）放在第三位＇13＇。这种依政治需要将教育对象划分等级的做法与瑞金时代如出一辙，体现了党所领导的教育一贯坚持的阶级第一的政治立场。

阶级论教育观的另一体现是在边区的教育内容上，延安教育完全依照革命意识形态的要求，将政治教育、政治动员放在突出地位。在三种类型的教育中都体现这一原则，以加强受教育者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认识，并进而改变受教育者的思想意识。

延安教育唯一可与五四教育接轨的仍是在陕甘宁边区和其它根据地普遍推行的社会教育。在边区政府各级机构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下，开展了普遍持久的冬学活动、识字活动，据不完全统计：1942年后，识字、教育活动的规模进一步扩大，参加识字班、夜校和半日学校的农民有34，000余人＇14＇。抗日民主政权热心大众教育，完全出之于革命意识形态的内在要求，从瑞金时代面向劳苦大众的教育，发展到延安时期群众路线下的普遍的群众性的扫盲活动，不仅保持了阶级论教育观的一贯性，也体现了党对五四平民教育思想、劳动教育思想新的开放、接纳的姿态。

在延安时期，党和边区政府还积极推行了一场体现其激进社会改革理想的新文字运动。早在20年代末，著名共产党人和教育家吴玉章就开始在苏联远东地区进行了试行新文字的试验。吴玉章等认为，为了彻底改造中国旧传统，特别是为了解决中国普通百姓学习中国汉字的困难，应用拉丁化新文字取代汉字，从而解放广大劳苦人民，使人民获得文化和知识上的翻身。1939年吴玉章返回延安后，得到中共中央的支持，随后在边区和华北根据地全力开展了新文字运动。

中国共产党推行新文字运动是其一贯的主张彻底改造旧中国和重视大众教育传统的自然反应。党和边区各级政府花费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进行这场史无前例的试验。1940年，边区政府开始在群众性的冬学活动中试教新文字。1941年，明令在初小一年试教新文字，随后在边区7个县市兴办新文字冬学。同年，边区政府正式承认新文字的合法地位，规定新文字书写的契约文件，与汉字同样具有法律效用＇15＇。为了培养新文字教员，延安开办了新文字干部学校，出版了「新文字报」。

1942年，边区政府还规定，各地有新文字教员者，应一律教新文字，不得新文字、汉字混合去教＇16＇。延安的新文字运动对党领导的其它根据地也产生了影响，冀中根据地从1940年开展新文字运动，饶阳县还创办了新文字书店，在冀中地区的饶阳、安平、深北、定南先后举行过新文字训练班＇17＇。

1942年，延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