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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50年代的一段时期内，刘少奇曾因在「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等问题上与毛泽东意见相左，在政治上一度陷于低谷。直至1959年，刘少奇接替毛泽东任国家主席，他在中共核心层中的地位才真正得以巩固。刘少奇任国家主席，标志着他在50年代初中期受挫后，开始了权力复苏和扩张的过程。到了1962年初的「七千人大会」，刘少奇在中共党内的威望已有逼近毛泽东之势。也正是在「七千人大会」后，刘少奇派出了原北方局系统的李葆华主政安徽，取代了毛泽东的老部下曾希圣（曾希圣因积极推动大跃进受毛特别信用，后来因率先推行责任田而被毛拋弃）。但是李葆华入皖，并不表明刘少奇在华东地区已建立了完全的影响力，因为主政华东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华东局第一书记柯庆施，自恃有毛泽东作后台，并不买刘少奇的帐。对于这一点，刘少奇、毛泽东均心中有数。

柯庆施自1949年后长期在华东工作，与江渭清有同僚之谊。柯庆施虽对江渭清时有压力（催促「反右倾」），但并不具体干涉江渭清职权范围内的工作。华东地区既已有了谭震林、柯庆施这两道屏障，刘少奇自然对之奈何不得。但是到了「七千人大会」后，情况却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一方面，刘少奇的影响继续上升；另一方面，毛泽东再度对刘少奇表示不满。在1962年8　月的北戴河会议和继之召开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重提阶级斗争，向党内健康力量发起反击，威逼全党就范。刘少奇对毛泽东的反击毫无抵抗，他随即作了「自我批评」，紧跟着毛泽东大唱「阶级斗争」高调，进而表现出很大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1963年2　月，中共中央决定在全国农村开展以「四清」为内容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城巿开展「五反」运动。刘少奇在会上说：「总是讲阶级，阶级斗争，不办事情不好。」＇8＇　11月，刘少奇派出其妻王光美，化名董朴，以河北省公安厅秘书的名义，参加河北省委工作队，前往抚宁县王庄公社桃园大队蹲点。王光美下乡蹲点的成果，就是产生了轰动一时的「桃园经验」，也就是围绕着这个「桃园经验」，刘少奇与江渭清发生了争执，毛、刘之间的矛盾也随之激化。

1964年6　月底，刘少奇带着王光美离开北京，前往十一个省巿巡视指导运动，并由王光美在各地党政干部大会上做介绍「桃园经验」的报告。7　月14日，刘少奇等来到南京，不住设备完善的中山陵高级招待所，而是在省委办公大楼一间办公室住下。

刘少奇此行来势猛烈。据江渭清记述，当刘少奇抵达济南时，华东局即派书记魏文伯专程前往迎接，然后陪刘少奇一行至合肥。魏文伯与江渭清是老同事，特从合肥打电话给江渭清通气，提醒他「要小心」、「注意」，因为刘少奇一路「脾气大得很」，「他在山东已经发了脾气，到合肥发了大脾气」。

刘少奇在南京「开讲」了两个下午，他在报告中强调「也许不止三分之一政权不在我们手里」，有严重问题的干部占基层干部的多数，并提出近一年的城乡社教都没有搞好。刘少奇还反复强调，领导干部若不蹲点，就没有资格当省委书记、地（巿）委书记、县委书记。

江渭清虽然事先有魏文伯的电话通气，但是既有前几年面折毛泽东的勇气，对刘少奇也就不惧当面陈述自己的不同看法。刘少奇认为江苏的运动打了败仗，江渭清坚持说，不能这么讲，江苏省开展社教的社队，60％　打了胜仗。江渭清又说，江苏没有发现烂掉的社、队领导班子。刘少奇反驳道：「你这是没有下去，不知道实际，讲的还是三年前老情况。」江渭清寸步不让，回答：「我经常下去，对本省情况是知道的。」

就在江渭清与刘少奇这番辩驳中，江渭清忽然抬出了毛泽东，他说：「毛主席也说干部的大多数是好的、比较好的。」刘少奇当即打断江渭清，转问他对王光美的报告有什么看法，因为江渭清没有出席并主持江苏省的王光美的报告大会。刘少奇逼问江渭清：「究竟赞成不赞成王光美同志的报告？」江渭清给刘少奇一个模棱两可的回答：「从江苏的实际出发，学习精神实质。符合江苏情况的，就学习运用；如果不符合江苏情况，就不照搬。」刘少奇更进一步追问：「那你们江苏就不执行了？」江渭清回答：「不盲目执行。」

江渭清的这番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