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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级出身论”兴起的国际背景是斯大林的“清党”经验对中共的影响。1927年后，中共中央选派大批工人和知识份子党员赴苏联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共产主义劳动者大学）和其它军政学校学习，此时正值苏共开展清洗托洛茨基派的党内斗争，中国留学生也全部卷入。在苏共“清党”中，实行以阶级出身鉴别党员的严格的政策，凡工农出身的党员可以重新登记拿到党证，但非工农阶级出身的党员则一般降为候补党员，此种做法在莫斯科中山大学也被照搬，对党员的思想影响极大＇　＇。随着在苏学习的党员陆续返国并被派往各根据地，苏共的这种唯阶级出身的思想和组织方法迅即传播开来，并与根据地内已经出现的“阶级出身论”完全汇合。

从20年代末开始，中共党内的“阶级出身论”已渗透到党的思想和组织工作的广泛领域。1927年中共“八七”会议上首次提出提拨工人干部的主张。在1928年中共六大后，提拨、重用工人阶级出身的干部成为一种新的流行现象，一大批工人出身的党员被任命为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这批人中有：向忠发（中共六大政治局主席）、罗登贤（中共六大政治局候补委员）、卢福坦（中央临时政治局委员）、陈郁（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任命的政治局委员）、张金保（中共六大中央委员）、陈云（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任命的中央委员，临时政治局成员，中共六届五中全会选出的政治局委员）、项英（中共六大中央委员、中共六届五中全会选出的政治局委员）、邓发（中共六大中央委员，中共六届五中全会选出的政治侯补委曼）、谭余保（中共六大中央委员）、唐韵超（中共六入中央委员）、余飞〔中共六大中央委员）、顾顺章（中共六大政治局候补委员）。周秀珠（中共六大候补中央委员）、苏兆征（中共六大政治局委员）、徐锡根（中共六大政治局候补委员）、关向应（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中央委员）等数十人。

与拨提、重用工人干部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中共创建江西等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最初岁月就已表现出对非工农出身党员的排斥态度。在短暂的海陆丰根据地时期，工农出身的干部开会时可坐在前排，知识份子干部则被要求坐在后排＇　＇。1928年9月，中共湘赣边界党组织在井岗山地区首次开展了一场以清洗党内地富出身党员为目标的“洗党”斗争＇　＇。在战时氛围下，出身地富家庭的党员虽然经受过严酷的斗争考验，但这并不能使根据地领导人相信，他们在未来的斗争中还会立场坚定，革命到底。而在红色区域，确实也存在着个别知识份子党员卷款潜逃或脱队叛变的事例，这就更使得推行“阶级出身论”有了理论与事实的证据。

1927年后，革命的主体已从工人阶级和知识份子转变为农民阶级，中共依靠由贫苦农民组成的红军，建立起苏维埃政权，在党的意识形态义理系统中，唤起农民的“阶级觉悟”，激发他们对国民党、地主、资产阶级仇恨，占了最重要的比重。广大农民出身的党员作战英勇，对敌斗争坚决，尽管他们对马列理论知之甚少，但是农民出身的党员所具有的“朴素的阶级感情”，他们对革命的忠诚，及与国民党势不两立的立场与态度，成为凝聚革命队伍的最重要的思想动力。中共相信，凭籍着这种巨大的精神力量，在敌强我弱的环境下，完全可以在苏区建立起自己的阶级基础和社会基础。

在苏区紧张的战争环境下，“阶级出身论”逐渐成为党和军队的一种约定俗成的思维方式和组织原则，这其中除了领导机关有意识的推动之外，苏区“军事第一”客观环境也使得这一观念渐趋制度化。在根据地的组织工作领域，除非在莫斯科受过正规的军事训练，在军事斗争中表现英勇，取得战功，被认为是经受过严峻的战争考验，知识份子干部一般多被安排在地方苏维埃政权机构从事宣传和文教工作，这样的安排并非千篇一律，有时也会出现例外的情况，但大致成为组织工作中的一种传统方法，久而久之，就在根据地干部中造成一种印象，这就是知识份子干部不适合做最重要的军事工作。在军事第一，枪杆子决定一切的年代，文职干部在党内的地位自然低于军事干部。而知识份子党员也完全认同了“阶级决战”的口号，对加在自己身上的某些歧视性的安排，多能从党的利益的角度予以理解。因此“阶级出身论”就成为了一种公开的思想意识。

在浓厚的唯阶级出身的氛围下，根据地内逐渐出现几种带普遍性的现象：出身地富家庭的知识份子党员干部受到各种有形或无形的歧视，在鄂豫皖地区，知识份子干部被贬称为“白腿杆”，意即是没有实际斗争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