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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过几天就要削下一层，否则走起路来就疼痛难忍。

孩子长大了，懂的事情也多了，心里的压抑感也越来越沉重了。他们渐渐地变得少言寡语了。和谁去说话呢？大家都用一种异样的眼神看着他们。杨婶还不时地关心一下他们，可是他们知道不应该和她太亲近，要不然，会给人家带来麻烦的。他们变得面目冷凝了。和谁去微笑呢？同年的孩子们中不乏叫他们“小杂种”、“小右派”、小特务”、“狗崽子”的，有的甚至向他们投扔石子。为这事，他们没少和那些孩子们吵架，对骂，可是，失败的总是他们，渐渐地他们不吵了，只是默默地忍受着，他们用沉默和愤恨进行着无言的对抗。连老师对他们也是不冷不热的，还不时地叫他们汇报思想，要求他们从思想深处和反动的父母划清界线。但是在孩子的心里，他们的爸爸是好人，是劳模，他们的妈妈也是好人，是个治病救人的医生。可是现实却在蹂躏着他们那幼小的心灵，孩子的心和张文光的心在一起憔悴着。

有一年的春节，姐弟两个连口肉都没有吃。他们把仅有的一点白面包成了饺子，托人带给了在机场看堆儿的张文光，还带去了按人头派买的花生、瓜子。他们自己吃的是窝窝头。那年月，连花生、瓜子也是属于稀罕物之类，只有在过年的时候才能按人头买一点，平时是根本吃不上的。张文光知道孩子的处境，哪能吃得下？当着给他送饺子的人就忍不住地抽泣了起来，他说：“全是我把他们给害了！”那人安慰他说：“想开点儿，认命就是了。”那人还说：“人生在世就那么一会事儿，等孩子长大、有个工作就好了。”

张文光也有比较好的时候，那就是他陪着转业兵到资料馆查阅资料。转业兵是党员，但看不懂资料内容，得让他去看，然后再讲给他们听；而他虽然能看懂资料，可他是没有政治资格看的人，必须是他陪着转业兵一起去，而实际上却是转业兵陪着他，他只是去扮演那个有实无名的角色。尽管如此，他依旧释然，因为他实实在在地干了工作。转业兵们知道他此时的心情是比较好的，就毫无拘束地和他随便聊天。他们甚至问过他这样的问题：听杨机长说日本人把榔头叫“蛤蟆”？他解释说，不是蛤蟆，是“HAMMER”。还说，这是日文中的外来语。

正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女儿和儿子初中毕业了。工作？哪里有他们的工作。平常人的孩子都不好找工作，他这么个右派、特务的孩子到哪里去找。他只有厚着脸皮去找队领导，请求给孩子们一个干临时工的机会，他说：“要是家在农村，就让他们回家种地去了。可是，现在您看，真的是没有任何办法。让他们出去找工作，我这情况是明摆着的，肯定是找不到。要是不让他们干点儿活，还不慢慢就学坏了？不管分配他们干什么，只要能在队上干个临时工，我就放心了。”他看领导有点犹豫，就又补充道：“您把他们给安排好了，不是也有利于我的思想改造吗？我要感谢您一辈子。”事后，他自己都觉得好笑，怎么就能说出那么违心的话呢？可是，他觉得这是大势所趋，不丢人。为了孩子他怎么都行，他是罪孽的源泉，在他心灵深处笼罩着的阴暗早已经不认为说假话是什么丢人的事情了。为了孩子才是真的。那年头，谁不是整天地说瞎话、假话？大约在张文光说这些话的前后20几年里，假、大、空在逐渐地乃至是毫无节制地蔓延。不说假话行吗？问你“人民公社好不好？”　你虽然吃不饱，但是得说“好。”要不然，你就是阶级斗争的斗争对像；问你“这麦子能收1000斤吗？”　你明明知道只能收400斤，但是你得说“肯定能。”　要不然，你就会被无产阶级专政；问你“大海航行靠舵手吗？”　你得说：“万物生长靠太阳。”　而且还得一套一套的，要不然，你就会被打倒，而且还要被踏上一只脚，让你永世不得翻身。那年头，人们开会时说一套，散会后又说一套；出门在外说一套，回到家里又说一套；当着领导说一套，背着领导又说一套。社会风气已经败坏，在某种意义上，大家都是在昧着良心搞人整人的事情。除了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外，大家都早已在心里厌烦了那些，人们盼望的是平平安安地和和睦睦地工作和生活。相比之下，张文光那点儿违心的话，就根本算不上数了。后来有人指出，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之所以发生了没有估计到的恶劣状况就是和“假、大、空”的风靡有着直接的关系，是人为加重的灾害。在后来极力宣传的大庆人的“四个一样”里，就有一条是“领导不在场和领导在场干工作一个样。”这是不无道理的。领导终于在经过集体讨论之后，安排了他的两个子女。他们都在地质队干临时工。女儿在钻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