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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足球是苏里南的国球一点也不过分，上至总统议长，下至平民百姓，几乎人人关注足球赛事，个个参加足球运动。足球大明星西多夫在首都创办了足球职业俱乐部，培训足球专业人才，400多个业余足球俱乐部更是使足球运动实现了普及化、经常化和精英化。几乎每个内阁部长都参加了某一个足球俱乐部，部长、议员在球场踢球，甚至参赛在当地不是新闻。几乎每个公务员每个礼拜至少参加一次俱乐部组织的足球比赛。富人的宅邸通常建有足球练习场，有无练习场成为宅邸是否上品位的一个标志。中小学下午无正课，孩子们在下午的活动内容很多时候就是学足球、练足球和比足球。常看到学生上学，一面走，一面用脚运着足球。即使是穷人家的孩子，也喜欢光着脚，把足球在空地踢来踢去。

在中国，家家都望子成龙，“成龙”的含义很大程度上是升官发财。在苏里南，我却发现不少人家以小孩能成为足球明星为荣。据媒体公开报道，著名足球运动员克鲁伊维特的苏里南籍父亲和荷兰籍母亲几乎从恋爱开始便商量：我们必须生一个足球明星。足球巨星对于他们来说就是金钱、荣誉、名望和天堂。克鲁伊维特不负父母所望，仅仅用了19年便顺利攀上了欧洲足球之巅。1995年的欧洲冠军杯决赛，最后时刻上场的克鲁伊维特攻进了全场唯一进球。一年后，米兰痛定思痛买下了这个神奇小子。

苏里南大球文化大行其道，同家财万贯的很多足球巨星成为反哺祖国的大慈善家有关。在人们的印象中，明星球员往往会贪得无厌，他们在腰包塞得满满的情况下仍会不断地向俱乐部要求涨薪，而后又会在稍有不顺心的情况下不顾球迷的愿望以巨额转会费改换门庭。但如果你来到苏里南，你会发现事情并不都是这样。例如，足球明星西多夫让他的父亲把从祖父手里继承的大块地产捐出来，他则捐出100万英镑在这块地上盖了一个体育馆。尽管他在２岁后就离开了故土，但他还是不时地回到家乡去探访他的祖父弗雷迪以及他的亲朋好友。他很早就有了为家乡修建一座体育场的想法，因为他认为家乡那些坐在路边卖蔬菜和报纸的苦孩子们需要他的援助，足球会给他们一个全新的机会。西多夫在苏里南首都帕拉马里博的新闻发布会上说：“我认为多少钱并不是问题，重要的是它会给人们带来希望。我的梦想就是让那些孩子们离开街道，让他们有机会到体育场里去踢足球。”足球明星巴贝尔既是一个很好的球员，也是一个很好的公益大使。他积极参加安东尼沃克基金组织的反种族歧视活动和英超的“创造机会”活动，努力帮助12…16岁的各种残疾儿童。在苏里南，人们经常可以看到足球明星们为慈善目的而进行比赛，足球明星将门票收入捐给当地的弱势群体。

在苏里南的大球文化中也有伤痛的一页。1989年6月7日，从荷兰阿姆斯特丹飞往苏里南国际机场的苏里南航空公司PY764航班坠毁在靠近首都的树丛里。机上187名乘客与机组人员中有176人丧生，其中有１５名足球运动员，绝大多数是苏里南裔，他们组成一支表演性质的球队为了慈善目的来苏里南比赛。古利特、里杰卡尔德、温特、罗伊和布林德等明星因米兰不肯放人或身体不适等原因未能参赛，荷兰国脚梅杰和门佐搭乘了较早的一班飞机前往，从而与噩运擦肩而过。遭遇空难的球员作为英雄受到纪念，部分飞机残骸被设计成纪念碑立在空难者长眠的首都的一座公墓里。空难20周年纪念活动过去２个多月时，我来到了苏里南，看到空难纪念碑和空难者墓碑前仍然摆满了鲜花。我感到，一个珍惜足球人才、将球员空难视为国殇、将足球明星视为民族英雄的民族是不会缺乏足球明星的。

还有一点也许令国人感兴趣，苏里南裔的足球明星有的其实是华裔。例如，荷兰国脚阿隆温特的祖父张俊强是中国人，后远渡重洋去苏里南做生意，与当地女子生下一子，此子随母亲改姓“温特”。老“温特”后又移民去了荷兰落地生根，后来生下了大名鼎鼎的球星小温特。1996年5月，中国队曾经与荷兰队进行过一场友谊赛。小温特在赛前握手时，用标准的汉语对中国球员说了一句：“我是中国人。”他曾83次代表国家队出战，创下荷兰国脚的出场纪录，同时，他分别以球员和队长的身份，代表荷兰国家队参加了1990年、1994年、1998年三届世界杯和1992年、1996年、2000年的三届欧锦赛。

中国是大国，中国的小球（乒乓球）文化名扬天下，相比于小国苏里南的大球文化，国人是否能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