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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杨虎城父子三人拥着谢葆贞的骨灰盒，在晦暗潮湿的歌乐山中又被监禁了近三年。1949年1月，蒋介石在内外交困中，被迫宣布隐退，由李宗仁出任“代总统”，勉撑危局。

一心谋求“划江而治”的李宗仁，为了显示出他的和谈诚意，上台伊始，便回应共产党的要求，宣布释放在押政治犯。由于杨虎城是共产党特别关注的人物，更是舆论焦点。李宗仁也不含糊，特别签署命令，立即释放张学良、杨虎城二将军。

消息传到重庆，引来各方振奋。杨虎城天天看报，留意重大新闻，分析时局之变，积极探询自己的结局。负责监管他的特务组长龚国彦被弄了个措手不及，报上总统令登了出来，他却没接到任何上峰的指示。情急之下，他干脆将这天的报纸藏了起来。

杨虎城读不到这天报纸，心里明白了八九分，肯定有什么重大消息。于是，他再三索要。龚国彦无法，支支吾吾中将报纸递了过去。杨虎城急忙翻阅，当他反复读到自己行将获释的消息时，一反常态，兴奋地高声叹道：“终于等到了这一天。”

龚国彦呆立在一旁，言不由衷地恭贺了一番。杨虎城叫过一双儿女，捧着报纸，又将自己获释的消息读了老半天。父子三人相拥一起，止不住热泪盈眶。

然而，他们高兴得太早了。当新闻记者翘首期盼杨虎城出狱这个重大新闻时，却始终不见动静。他们立即赶往重庆市特别政府，询问消息。

市长杨森装做一问三不知，被问得恼火时，杨森居然答曰：“真是活天的冤枉，我这个市长又不管放人。再说，杨虎城关在什么地方我都不知道。”

实际上，杨森知晓杨虎城关在什么地方，他还时常佯作关切之态，假惺惺地去看望杨虎城。外人不知，杨森早年投身滇军，依靠卖身求荣、卖友求官，逐渐由一名四川军阀投靠蒋介石，获得了信任。这个首鼠两端之辈当然不会买李宗仁的账。至于他与毛人凤，两人更是无话不谈的朋友。当年毛人凤还是中校秘书，杨森堂堂的陆军上将，不惜猥自枉屈，主动将公馆让与毛人凤安顿家小，还和他结为了“干亲家”。

“那谁管放人？”记者穷追不舍。

“西南军政长官公署第二处。”情急之下，杨森脱口而出。

这个第二处实质上就是军统西南站，站长便是杀人魔头徐远举。记者再一次追问到他，徐远举装腔作势道，需要毛人凤出具手续，人在什么地方只有他清楚。

可毛人凤像人间蒸发了似的，哪里能找得着他。各媒体均以“毛人凤在哪里”为题，猛炒“杨虎城行将获释”的新闻。

声言和总裁“共进退”的毛人凤此时正躲在上海族侄毛森的公馆里。李宗仁找不着毛人凤，便命他的保密局长徐志道去“放人”。徐志道根本不知杨虎城关在什么地方。他答复说，即使知道了，没有蒋介石、毛人凤点头，人仍然放不出来。

李宗仁大为惊骇，这才明白手中的情治系统不过是个空空的魔术箱，需要变幻出的东西仍牢牢掌控在蒋介石手中。

杨虎城深陷囹圄，对于此等个中细节，殊多隔阂，当然不能明了。

毛人凤为应付外界舆论，忙去溪口请示蒋介石。蒋介石恨恨地布置道：“马上把杨虎城给我转移到贵州去。”毛人凤诺诺连声，领命而去。

可怜杨虎城父子三人空喜一场后，迎来的却是更大失望。十余天后，就在杨虎城望穿秋水，期望自己获得新生之际，看守组长龚国彦却突然通知他转移去贵阳。

就这样，杨虎城父子三人与秘书宋绮云一家三口在分离十余年后，又团聚在了一起。他们在周养浩和新任看守组长张鹄的监管下，被秘密转往贵阳黔灵山下的麒麟洞，监禁在了军统过去修建好的一排平房里。

杨门惨案（3）

有了忠心耿耿的秘书宋绮云相伴，杨虎城总算得到了些许的慰藉。凭心而论，初到贵阳，杨虎城对获释幻想犹存。他认为蒋介石已隐退，李宗仁主政，命令都宣布了出来，无非拖上一些时日，自己就会获得自由，因此，他更加留意看报，分析时事。终有一天，当渡江战役的胜利传来时，他预感到事情不那么简单。蒋介石非但没有抹去13年前与他在政治理念上的歧见，代之而起的还有蒋介石心中那阳光无法照见的浓重阴影——对杨虎城的恨已刻骨铭心地转化为一种极致的私仇。

郁闷中，杨虎城多次对秘书宋琦云说：“我对不住你，害了你带着家人跟我吃这般苦，受这般大罪。”宋绮云立在一旁，眼含热泪，反复宽慰自己舍命追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