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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家庭仍然只允许有一个小孩。当然，如果你住在上海和北京，而且你和你的老婆都是独生子女，你可以要两个孩子。不过我很肯定你在中国不可能找到有两个孩子的单身爸爸。上海没有穆奇们。

我想我会要5个孩子，五年里一年一个。再想想，不行，那样太累了。

同样，超过一个女朋友也太累了。但我不觉得那些NBA球员有一个以上的女朋友有什么不好。这个国家与中国不同，这里有不同的民族以不同的方式生活着。我不想那样生活，但别人怎样生活是由不得我来评判的。

并没有很多女孩子约我出去，因为我一直都让大家知道我有女朋友。

第一次见到叶莉的时候，我17岁。她在女子国家队里训练。但那个时候，我没有和她说话，也不想在我进入国家队之前就约她出去。但是只要可能的话，我会向报社的摄影记者要女子国家队的多余照片。

我也可以有别的女朋友，但是我只要这一个。在1999年我终于进入了国家队后，我约叶莉出去玩。

她说不行。

这并没有让我放弃。中国的女孩总是这样，她们总不能就说：“好吧。”我向来不会很快得到自己想要的。我想，“这次也没什么不同，我知道怎么做。我可以等。”

一年以来她都说不行，非常迅速，就像这样：“跟我出去好吗？”“不。”

在一年后，我注意到她有点变化。在接下来的6个月，她还是说“不”，但是没那么快了。

“好，”我对自己说：“有点改变了，我现在有机会了！我会继续等待。”

在那一年半我想了很多事情。你可能不相信我，但是这是件好事。我不会老约她出去，因为一天内你只愿意听到那么几次拒绝的声音。我没有每天打电话给她，但是有时候我会给她的手机发短信，问候她怎么样啦，或者问声好，或者讲个笑话。

我没有放弃是因为我感觉到她就是我的那一半。在中国，我们认为如果你相信“她就是那一个”，没人能说你错，因为只有你最清楚。你可能在撒谎，但是只有你自己知道是不是。

现在回想起来，我知道为什么在那个第一年后事情有所改变，一切都是从澳大利亚悉尼奥运会开始的。关于奥运会，顺便说一下，大卫·斯特恩应该让美国队员住在奥运村。来自那么多不同国家的运动员都聚集在一个地方，那真是太有趣了。NBA球员没有住在奥运村，就错过了一些乐趣。因为悉尼奥运会是我第一次参加奥运会，我拿了很多队徽同每个国家代表队的教练员和运动员进行交换。我大概搜集了200多个代表不同国家不同运动的队徽。

然后我挑了其中50个最好的送给了叶莉，作为她19岁的生日礼物。这就是为什么她最后会对我的态度软下来。在那之后，她会在拒绝我之前至少考虑一下要不要和我出去。我把其余的150个保存下来，以防万一她没有感动，我还可以再试。但是这些玩意儿真的很好，当我累的时候，我看着它们就回想起那些有趣的奥运会经历，能够使我不再那么疲劳。我期待着下一届奥运会，因为我们两个都会参加，然后可以一起搜集队徽。

在一次由上海文广新闻传媒集团为上海所有的球队（包括男子、女子足球队和篮球队）举办的晚宴后，叶莉终于答应和我约会了。大概有60人参加了那次晚宴，叶莉是上海市女子篮球队成员，我当然代表着上海鲨鱼队。晚宴是在浦东的上海最高建筑的顶层举行的，那是一个旋转餐厅，餐厅四周都是窗户，你能一览上海全景。我向参加晚宴的所有人保证我们会赢得下一个赛季的总冠军。吃完饭后，我和叶莉聊了会儿天，然后去了酒吧。那是个很甜蜜的夜晚。

在我的最后一个CBA赛季开始的时候，她送给了我这个红绳结。那一天是2月14日，情人节。这个结在新的时候颜色是深红深红的。她也有一个，两个都是她自己做的。她的看上去新一点，因为我打的比赛比她多。比赛越多意味着汗水和冲洗也越多。我的戴在左手，她的戴在右手。这是一个中国的习俗，我们说男左女右。因此所有的饰品，男人都会戴在左手或左手臂上，而女人则戴在右手或右手臂上。

幸运的是还没有其他球员的手或者手指挂到我的红绳结上，尽管它已经很松了。让我再想想，只有一次，在比赛中有人的手指碰了它一下，我不记得是谁了，只是感觉有什么东西碰了它一下。这就是为什么我总是把它往手臂上拉。有人说如果这个结断了的话不吉利，我不相信这些。总有一天它会断掉，因为我可以看到它在慢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