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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为这个小小的胜利兴奋着，每一口都吃得津津有味，夸张地鼓动着没有遮掩的咀嚼中的腮帮，顺便用手僧一下嚣张地裸露在外的头发。

但这毕竟只是一个小机会，绝大多数时间还必须老老实实戴上。她们这些女子哪里受得了如此委屈？于是成天在我们面前喊压抑。我们虽然也曾有过几分窃喜，故意神态放松地在车窗下逛来逛去，但同情之心还是占了上风，在行车途中尽量顺着她们，觉得这是男士们可以自由潇洒的代价。我们的五辆吉普车都装着对讲机，行车途中时时可以作全队交谈。一位女士冷不丁地说，前面山上这朵乌云真好看，话音未落，所有男士齐声呼应：“真好看，好看极了l　”另一位女士指着路边的小树说：“这好像是芦苇。”大家又异口同声：'　．芦苇，当然是芦苇！”态度之好，终于使女士们疑惑起来。

其实，我们的女士只包了一块头巾，车下满街的伊朗妇女完全是黑袍裹身，严格得多了。对这件事，外来人容易产生简单的想法，觉得这）L　的妇女太可怜了，需要有一次服饰解放，理由是这样的服饰禁锢了妇女的身心自由，遮盖了妇女的形体美，阻断了现代的社交活动和国际交往。这种想法虽有一定道理，但从文化人类学和民族生态学的眼光来看，并不公平。我想，除了中国古代裹小脚，以及有些地方的土著穿鼻、撑颈等明显带有生理伤残的习俗应该废弃外，对于一般的服饰文化没有必要树立一个统一的衡量标准。记得以前我曾在夺个王朝的背影》　中讨论过清初和清末汉族士大夫在“毁我衣冠”的问题上所产生的严重心理挣扎，可见此事关及一种历时悠久的文化尊严，比简单的明及饰解放”深刻得多。

我们在德黑兰街上专门为黑袍的问题问过几个年轻的女学生，她们的回答是：“我们的这个服装传统已延续了一千多年，而且与我们的宗教有关。我们没有感到压抑。”由此想起，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有一段时间，伊朗、土耳其政府曾明令要求人们把传统服装改为西式服装，但到七十年代积极呼吁恢复传统服装的，主要是受过高等教育的现代青年。他们甚至认为，只有穿上传统服装，才能恢复自己的真面目。我想此间情景有一点像中国餐饮，一度有人提出中国餐饮太复杂、太浪费，油腻和味精也不符合健康要求，提倡西化餐饮，但到后来即使是年轻人也渴望恢复祖父一代的口味。在这类事情上夕卜人‘厢情愿地想去“解放”别人，有点可笑。

至于是不是毁损了一般意义的女性美，我看也不见得。我们一行中很多人得出一个以前怎么也不会相信的初步结论：从雅典出发至今，各国女性之美首推伊朗。优雅的身材极其自然地化作了黑袍纹褶的潇洒抖动，就像古希腊舞台上最有表现力的裹身麻料，又像现代时髦服饰中的深色风衣；她们并不拒绝化妆，却让一切干扰的色彩全在黑袍中躲避，只让唇、眼和脸颊成为惟一的视角焦点。这种风姿，也绝不像夕卜人想象的那么寒伦。

当然也面临问题，那就是：我们在要求世界对它多元宽容的时候，它也应该对世界多元宽容，包括对本国人民。对于进人本国的外国女性，不应有过多的限制。对于正当的企图追求另类生态的本国女子，也不应过多地呵斥。由此想起了伊朗伊斯兰革命后客死异乡的巴列维国王，他的有些西化政策可能不合民情，但毕竟是在寻找民族传统和国际沟通之间的桥梁。

在埃及时，我和王纪言、郭崔两位特地到开罗吕法伊（　Ri　俪y　）清真寺拜遏了他的陵寝，一间绿色雪花石的厅堂里安放着他的白石棺，边上插着一面伊朗国旗，摊开着一部《　可兰经》　。我想，对他也应宽容，他是伊朗历．史的一个组成部分。

厅堂里静谧无风，那面伊朗国旗，永久地垂落。

一九九九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德黑兰，夜宿压leh　衣友馆

再凿西域

想一个人逛逛德黑兰，出门前先到旅馆大堂货币兑换处换点钱。递进去一张一百美元，换回来一大沓伊朗最高面值的纸币，让我吃了一惊。

他们最高面值的纸币是一万里尔（Rial　）　，印着霍梅尼威严的头像，现在捏在我手上是八十一张，即整整八十一万里尔！想起伊拉克最高面值的纸币印的是萨达姆威严的头像，每张二百五十第纳尔，我们早已习惯成沓地发给路边乞讨的儿童，f　明卜个数字毕竟还远远小于伊朗。货币兑换处边上站着一位风度很好的老人，一定看惯了外国人接受这么一个大数字时的惊讶表情，便用浑厚的男低音给我开起了玩笑：'　．先生真有钱！”我说：“是啊，转眼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