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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又上言：“案《士虞礼》，三年之丧，期而小祥，又期而大祥，中月而礻覃。郑玄云‘中犹间也’，‘自丧至此，凡二十七月’。又《礼》言：‘祥之日鼓素琴。’郑云：‘鼓琴者，存乐也。’孔子祥后五日，弹琴而不成，十日而成笙歌。郑注与《郑志》及逾月可以歌，皆身自逾月可为。此谓存乐也，非所谓乐。乐者，使工为之。晋博士许猛《解三验》曰：案《黍离》、《麦秀》之歌，《小雅》曰“君子作歌，惟以告哀”，《魏诗》曰“心之忧矣，我歌且谣”。若斯之类，岂可谓之金石之乐哉？是以徒歌谓之谣，徒吹谓之和。《记》曰：‘比音而乐之，及干戚羽毛谓之乐。’若夫礼乐之施于金石，越于声音者，此乃所谓乐也。至于素琴以示终、笙歌以省哀者，则非乐矣。《间传》云：大祥除衰，杖而素缟麻衣，大祥之服也。《杂记》注云：‘玄衣黄裳，则是禫祭，黄者，未大吉也。’《檀弓》云：‘祥而缟，是月禫，徙月乐。’《郑志》：赵商问，郑玄答云：祥谓大祥，二十五月。是月禫，谓二十七月，非谓上祥之月也。徙月而乐。许猛《释六征》曰：乐者，自谓八音克谐之乐也。谓在二十八月，工奏金石之乐耳。而驳云：‘大祥之后，丧事终矣。’脱如此驳，禫复焉施？又驳云：‘禫中鼓琴，复有罪乎？’然禫则黄裳，未大吉也，鼓琴存乐，在礼所许。若使工奏八音，融然成韵，既未徙月，不罪伊何！又驳云：‘禫中既得从御职事，求上何为不可？’检龙虎居丧二十六月，始是素缟麻衣，大祥之中，何谓禫乎？三年没闰，理无可疑。麻衣在体，冒仕求荣，实为大尤，罪其焉舍！又省依王、杜禫祥同月，全乖郑义。丧凶尚远，而欲速除，何匆匆者哉？下府愚量，郑为得之。何者？《礼记》云：‘吉事尚近日，凶事尚远日。’又《论语》云：‘丧与其易宁戚。’而服限三年，痛尽终身。中月之解，虽容二义，尚远宁戚。又检王、杜之义，起于魏末晋初。及越骑校尉程猗赞成王肃，驳郑禫二十七月之失，为六征三验，上言于晋武帝曰：‘夫礼国之大典，兆民所日用，岂可二哉。今服礻覃者各各不同，非圣世一统之谓。郑玄说二十七月禫，甚乖大义。臣每难郑失，六有征，三有验，初未能破臣难而通玄说者。’如猗之意，谓郑义废矣。太康中，许猛上言扶郑，《释六禫》，《解三验》，以郑禫二十七月为得，猗及王肃为失。而博士宋昌等议猛扶郑为衷，晋武从之。王、杜之义，于是败矣。王、杜之义见败者，晋武知其不可行故也。而上省同猗而赞王，欲亏郑之成轨，窃所未宁。更无异义，还从前处。”

鸿又驳曰：“案三年之丧，没闰之义，懦生学士，犹或病诸。龙虎生自戎马之乡，不蒙稽古之训，数月成年，便惧违缓。原其本非贪荣求位，而欲责以义方，未可使尔也。且三年之丧，再期而大祥，中月而禫。郑玄以中为间，王、杜以为是月之中。郑亦未为必会经旨，王、杜岂于必乖圣意。既诸儒探赜先圣，后贤见有不同，晋武后虽从宋昌、许猛之驳，同郑禫议，然初亦从程猗，赞成王、杜之言。二论得否，未可知也。圣人大祥之后，鼓素琴，成笙歌者，以丧事既终，余哀之中，可以存乐故也。而乐府必以干戚羽毛，施之金石，然后为乐，乐必使工为之。庶民凡品，于祥前鼓琴，可无罪乎？律之所防，岂必为贵士，亦及凡庶。府之此义，弥不通矣。鲁人朝祥而暮歌，孔子以为逾月则可矣。尔则大祥之后，丧事之终，鼓琴笙歌，经礼所许。龙虎欲宿卫皇宫，岂欲合刑五岁。就如郑义，二十七月而禫，二十六月十五升、布深衣、素冠、缟纰及黄裳、彩缨以居者，此则三年之余哀，不在服数之内也。衰绖则埋之于地，杖则弃之隐处，此非丧事终乎？府以大祥之后，不为丧事之终，何得复言素琴以示终也。丧事尚远日，诚如郑义。龙虎未尽二十七月而请宿卫，实为匆匆，于戚之理，合在情责。便以深衣素缟之时，而罪同杖绖苫塊之日，于礼宪未允。详之律意，冒丧求仕，谓在斩焉草土之中，不谓除衰杖之后也。又龙虎具列居丧日月，无所隐冒，府应告之以礼，遣还终月。便幸彼味识，欲加之罪，岂是遵礼敦风，爱民之致乎？正如郑义，龙虎罪亦不合刑，匆匆之失，宜科鞭五十。”

三年七月，司空、清河王怿第七叔母北海王妃刘氏薨，司徒、平原郡开国公高肇兄子太子洗马员外亡，并上言，未知出入犹作鼓吹不，请下礼官议决。太学博士封祖胄议：“《丧大记》云：期九月之丧，既葬饮酒食肉，不与人乐之；五月三月之丧，比葬，饮酒食肉，不与人乐之；世叔母、故主、宗子，直云饮酒食肉，不言不与人乐之。郑玄云：‘义服恩轻。’以此推之，明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