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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妓，数目就有五千多；一二九八年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率军进城时，就有八百多营妓随行；一五六七年西班牙远征荷兰时候，就有四百个骑马的营妓和八百个步行的营妓随行。近代最有名的营妓制度是日本鬼子，他们把营妓叫做“随军慰安妇”。国民党在大陆时，尚无此制，但高级军官不愁没女人。社会学家陈达，在《浪迹十年》中，有“某师长携眷行军”（民国三十四年一月二十八日）一一条，说：据说：远征军某师长，由云南调赴缅甸时，路经安宁县，向当地某保长为其夫人要求钢丝床。携眷行军，事属罕见，且过奢侈生活，更骇人听闻。日本人行军，部队中预备妓女，其他各国未闻有携眷行军者。

事属“携眷行军”，尚不得以营妓相称也。

中国古代的营妓，照林语堂《苏东坡传》所说，“可追溯到公元前七世纪的管仲时代，他设营妓来鼓舞军人”。这话是有问题的，林语堂显然没读懂了古书。管仲治齐国，设有“女闾”，“女闾”就是公娼——不是公家准许的窑子，而是官办的窑子。这是中国最早的“公营企业”，开办目的，是增加国库收入。《坚瓠集》续集里说：“管子治齐，置女闾七百，征其夜合之资，以充国用。此即花粉钱之始也。”可见“女闾”只是公娼，但并非营妓。

真正“设娼妓来鼓舞军人”的，乃始于“卧薪尝胆”的那家伙。《吴越春秋》说：“越王勾践输有过寡妇于山上。使士之尤思者游之，以娱其意。”《越绝书》也说：“独妇山者，勾践将伐吴，徙寡妇置山上，以为死士，未得专一也。后之说者，盖勾践所以游军士也。”所谓“使士之尤思者游之，以娱其意”，所谓“游军士也”，显然就非营妓莫属了。

值得注意的，是《商君书》（垦令篇）中的一段话：“令军市无有女子……轻惰之民，不游军市，……则农民不淫。”从这段话中，可知古代“军市”本就有女人，不但有女人，并且可供农民兼用，这种军民不分，今天的马祖“军中乐园”，竟得其遗意焉。

《万物原始》说：“汉武始置营妓，以待军士之无妻室者。”这是营妓制度化的进一步演变。但《汉书》李陵传（李广苏建传）说：“陵曰：'吾士气少衰而鼓不起者，何也？军中岂有女子乎？'始军出时，关东群盗妻子徙边者随军为卒妻妇，大匿车中，陵搜得，皆剑斩之。”这又是例夕），大概是出征军人不得“携妓行军”的缘故。《南部新书》说：“〔唐〕张褐尚牧晋州，外贮营妓，生子曰仁龟，乃与张处士为假子，居将淮间，后褐尚死，仁龟方还长安，曰江淮郎君。”这种记录，都是营妓的遗痕。但是享用营妓者，都是高层人士，显然不是阿兵哥。

邓之诚《骨董琐记》卷四，有“宋官妓营妓”一条，说：

宋太宗灭北汉，夺其妇女随营，是为营妓之始。后复设官妓以给事州郡官幕不携眷者。官妓有身价五千，五年期满归原察。本官携去者，再给二十千。盖亦取之句栏也。营妓以句栏妓轮值一月，许以资觅替，遂及罪人之孪乃良家缮狱候理者。甚或掠夺诬为盗属以充之。最为批政。南宋建国，始革其制。

但是“南宋建国”后，并非就没有了营妓。吴自牧《梦梁录》明有“绍兴间，杨沂中因驻军多西北人，是以于城内外创立瓦舍，招集妓乐以为军卒暇日娱戏之地。今贵家子弟郎君，因此荡游破坏，尤甚于汴都。杭之瓦舍，城内外不下十七处”的记载，可见营妓之风，正是方兴未艾。

据《宋史》仁宗本纪天圣元年：“诏裁造院女工及营妇配南北作坊者，并释之。听自便。”再据《宋史》张邦昌传：“初，邦昌僭居内庭，华国靖恭夫人李氏数以果实奉邦昌，邦昌亦厚答之。一夕，邦昌被酒，李氏拥之曰：'大家，事已至此，尚何言？'因以赭色半臂加邦昌身，掖入福宁殿，夜饰养女陈氏以进。及邦昌还东府，李氏私送之，语斥乘舆。帝闻，下李氏狱，词服。诏数邦昌罪，赐死潭州，李氏仗脊配车营务。”这些记载，都是营妓的证明。高层人士不但搞营妓，与营妓谈情说爱的亦不乏人。陆游《渭南文集》卷三十八墓志铭“朝奉大夫直秘阁张公墓志铭”中记张瑨“得临安营妓，与之归，遂欲弃妻出子……”就是例子。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六十说：

《渑水燕谈录》云：苏子瞻通判钱唐，尝权领郡事。新太守将至，营妓陈状，以年老，乞出籍从良。公即判曰：“五日京兆，判状不难，九尾野狐，从良任便。”有周生者，色艺为一郡之最，闻之，亦陈状乞嫁。公惜其去，判云：“慕周南之化，此意诚可嘉，空冀北之群，所请宜不允。”其敏捷善谚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