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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件事倒是很明显：警方要为此负大部分的责任。自从一九六五年警力中央化以来，所有的警力收归一个部门指挥，而从一开始，领导者的位子就被一个不能胜任的人坐上了。

长久以来，分析家及研究人员不断想要了解警政署领导人的基本想法。这当然是个没有答案的问题。

为了遵行“凡事不容外泄”这项教条，警政署长基本上不会给予任何答案。但另一方面，他又是个非常喜欢高谈阔论的人，只是他的讲话即使被修饰得文辞并茂，也相当索然无味。

几年前警方发现了一种篡改犯罪统计数字的方法，虽然简单，但却不易被识破。它虽不是直接做假，却能严重地误导大众。在此之前他们只是要求更具战斗力、强度更大的训练，要求更精良的技术支援，特别是要求火力更强大的武器。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还夸大了警方所面临的危险。但这类说词并没有什么政治上的说服力，他们转而寻求另一种方式：篡改统计数字。

就在这个关键时刻，那些六十年代后期发动的政治示威游行，正好给了他们捏造数据的良机。游行示威的群众要求和平，却受到暴力镇压，他们除了一些标语和个人的信念外，根本没有带其他东西，但所面对的却是催泪弹、高压水枪和橡胶警棍。

这些非暴力性质的示威活动，很少不是以喧嚣而混乱的场面结束的。那些不过是想要自卫的人被拉扯、逮捕，还被控“袭警”

或“拒捕”。这些都被计人统计数字中。这个方法完美极了，每一次他们都派几百个警察去“控制”

游行秩序，被指控为反抗警方的人数因此迅速攀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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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鼓励穿着制服的警察“不要动粗”（　这是他们的用词）　，这些警察也非常乐意遵从，因为用警棍追打一个酒鬼，他会还手的几率可是相当高的。

这是每个人都学得会的把戏。

这种计策很管用。现在瑞典的警察出门都是全副武装，转眼间，以往只需带着铅笔和少许常识就可以解决的状况，现在则需要一卡车配有自动步枪和防弹背心的警察出动。

长久下来，也出现了未曾预料到的情况，暴力管制不但增加了民众的反感和怨恨，也提升了人民的不安全感和恐惧。

最后，事情变得一发不可收拾，人与人之间相互惧怕，斯德哥尔摩变成一个拥有数万个心怀惧意的居民的城市，而在惊惧中生活的人民也是最危险的人民。

六百个巡警中，大部分的人都突然失踪了——事实上是辞职了。因为他们感到害怕，是的，即使他们全副武装，大部分时间也只是坐在车子里。

许多人当然是因为其他理由才逃离斯德哥尔摩的。有些人不喜欢这里的环境，有些人则是憎恨那些自己必须遵从的行事方式。

这个社会制度已遭到反抗。至于其最深层的动机，则依然隐藏于黑暗之中，然而，在这种黑暗中，隐隐让人嗅到一丝纳粹色彩。

类似的处理方式多不胜数，有一些已呈极端的犬儒主义。

一年前实行了一项政策，针对那些使用假支票的人。很多人的银行户头都透支，其中有些钱进了不法分子的口袋。当局看到未侦破的小额诈欺案的数目后，视其为奇耻大辱，要求采取激烈措施。于是警政署拒绝认可被视为法定货币的支票。每个人都了解这意味着人们必须带着大把大把的钞票出门。这无疑是送给那些在街道及广场上的劫匪大把的好机会，而这也正是当前的状况。当然假支票消失了，警方可以拿这个成果来炫耀，然而每天都有市民被袭击的事实却被忽略了。

这就是暴力风气渐盛的部分原因，唯一的解决之道就是增加更多、更强有力的武装警察。

但是到哪儿去找这么多警察来呢？　政策执行初期的六个月里，官方发布的犯罪率大幅下降了两个百分点，虽然每个人都知道案件还是有大幅的增加。原因很简单：警察还未公布的都不算犯罪，而每一个透支的银行账户就是一起犯罪案件。

在政治警察被禁止监听人民的电话后，警政署中的理论家立刻伸出援手，借着吓人的宣传说服国会通过法案，当局准许警方在查缉毒品时监听电话。从此以后，那些反共人士便高枕无忧地继续窃听，而毒品交易也达到空前的盛况。

不，当警察一点儿也不好玩，伦纳特·科尔贝里想，眼睁睁地看着自己所属的部门逐渐腐败，他也无能为力。听到法西斯鼠辈在墙后大放厥词，他又能如何？　他的大半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