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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追随魏忠贤，趋炎附势，自身并不干净，唯恐严惩五虎、五彪，会牵连到自己，故意拖拉敷衍。皇帝要他们尽快给魏忠贤、客氏、崔呈秀定案，他们故意拖延了一个月，直到崇祯元年（1628）正月二十五日才把魏、客的审查结论呈上，崔呈秀的审查结论还没有写好。

他们不仅拖延时间，而且尽量低调处理，缩小审查的圈子，以免牵连到自己。朱由检非常不满意，写了一道谕旨，再次重申他对于魏、客、崔罪状的基本观点：魏忠贤——“睥睨宫闱，荼毒善良”，“盗帑弄兵，阴谋不轨”；客氏——串通魏忠贤，“传递声息，把持内外”；崔呈秀——“委身奸阉，无君无亲，明攘威福之权，大开缙绅之祸”。既然三法司迟迟不作出判决，他干脆自己代三法司作出判决：魏忠贤——戮尸凌迟；客氏——斩首示众；崔呈秀——戮尸斩首。同时宣布，把魏、客的罪状与判决书向全国公布，用以警戒那些“奸恶乱政”的阴谋家、野心家。

清查阉党，除恶务尽（2）

清查阉党逆案

在惩处了元凶首恶之后，清查党羽亲信的工作，必须全面展开。早在天启七年（1627）十二月二十三日，朱由检就已经发布政令，要内阁、六部、都察院的大臣“定阉党逆案”。所谓“定阉党逆案”，就是对形形色色的“阉党”分子进行彻底清查，根据各人的罪状作出惩处结论。

当务之急是把“五虎”、“五彪”立即绳之以法。三法司审议的结果，是轻描淡写的，吴淳夫、倪文焕剥夺诰命，田吉、李夔龙革职，田尔耕、许显纯逮捕法办，杨寰、孙云鹤、崔应元削除官籍。显然，三法司的主管首长是有意包庇纵容，重罪轻判。如果“五虎”、“五彪”都如此从轻发落，那么其他人根本就不必问罪了。朱由检大为不满，以为惩处太轻，没有尽法，命三法司重新议处。

主持此事的刑部尚书苏茂相、都察院左都御史曹思诚、大理寺少卿姚士慎，都与“阉党”有千丝万缕的牵连，所谓“香火情深”，因此对“五虎”、“五彪”之流千方百计予以庇护，目的无非是降低“逆案”的规格，使自己不受牵连。皇帝命他们重新议处，他们仍然阳奉阴违。结果，吴淳夫、李夔龙、田吉、倪文焕仅仅以贪赃枉法罪，判处充军边疆，追缴赃银五千两至一千两不等；田尔耕、许显纯以过失致人死亡罪，判处斩监候；崔应元、杨寰、孙云鹤以知情不报罪，发配边疆充军。

虽然没有从严惩处，但毕竟开了一个头，表明清查“阉党逆案”的罗网已经逐步撒开，当年那些卖身求荣、为虎作伥的显要人物陆续露出水面。

内阁大学士顾秉谦就是其中之一。此人天启元年（1621）晋升为礼部尚书，与魏广微一起投靠魏忠贤，于是得以进入内阁，参与机务。顾秉谦为人庸劣无耻，魏广微为人阴险狡诈，两人一起助纣为虐，人称如同奴仆一样尊崇魏忠贤。顾秉谦在天启四年至六年，担任内阁首辅，凡是陷害忠良的“谕旨”都是由他起草的，而且担任《三朝要典》总裁，为“阉党”制造舆论。天启七年（1627），他已退休回到昆山老家。崇祯元年（1628）正月，工科给事中祖重晔揭发他，勾结魏忠贤，献媚图宠，居然手捻白须甘愿自认儿孙，丧尽廉耻。

刘志选、梁梦环、刘诏、杨梦衮、李养德、朱童蒙之流，则是另一种类型。

天启初年，刘志选已经七十多岁，还嗜好官场钻营，被魏忠贤看中，提升他掌管京城外围的顺天府。此后，他更加阿谀奉承。魏忠贤打击国丈张国纪和皇后张氏，图谋把侄子魏良卿之女立为皇后，刘志选积极配合，诬陷张国纪，散布种种流言蜚语。

御史梁梦环，把魏忠贤视为父亲，以干儿义子自居，参与杀害杨涟，配合刘志选，弹劾张国纪，企图动摇皇后张氏的地位。

蓟辽总督刘诏，唯利是图的无耻小人，以干儿义子身份为魏忠贤建造四处生祠；先帝病危时，派兵三千逼近京城，听任魏忠贤、崔呈秀指挥，妄图发动政变。

诸如此类的宵小之徒可以举出很多。御史张纩对这批人依附魏忠贤的手法作了归类：

有显而附之者，如建生祠之类；

有隐而附之者，如高呼“九千岁”之类；

有直而附之者，如动辄为魏忠贤歌功颂德之类；

有曲而附之者，如与魏良卿结拜为兄弟，认崔呈秀为义父之类；

有拙而附之者，如以珠宝讨好之类；

有巧而附之者，如以搜刮钱财为公忠，以迫害忠良为精明，驱除魏忠贤仇恨的官员，推荐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