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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天的《人民日报》几乎成了一份“大寨专刊”，这份“专刊”的发行对全国范围农业学大寨运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吹响了全国农业学大寨的号角。

在回大寨的火车上，不知是谁认出了他，火车上的人传开了：“陈永贵在这列火车上！”人们纷纷拥向他所在的车厢，要见见这位新闻人物。人们朝他使劲地鼓掌。他微笑着，一边拍着巴掌，一边向人群频频点头，在火车上来回走了一趟。

半个月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举办了“学大寨，赶大寨”专题连续广播，关于大寨先进经验的介绍和宣传开始传遍全国。节目播出后，中央台收到了13个省市上百封听众的来信。社会的关注把大寨推向历史前沿，为农业学大寨运动做了最好的宣传铺垫。

毛泽东认同之路

人们常说：撒下思想的种子，便收获行为；撒下行为的种子，便收获习惯；撒下习惯的种子，便收获人格；撒下人格的种子，便收获命运。大寨人战胜灾害，获得思想和粮食产量双丰收的不平凡事迹，让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深受感动。陶鲁笳直接向毛主席作了汇报。“陈永贵”这个名字和事迹从此直达“天庭”。

20世纪60年代初，美国搞封锁包围，苏联翻脸撤走援华专家，国内又经历三年自然灾害，人民的生活受到严重影响。面对这种境况，党中央和毛主席一直在探寻一种解决问题的办法。

1964年3月，毛主席南巡。他召集陶鲁笳和林铁等人到停在邯郸的专列上汇报工作。陶鲁笳把他在昔阳县蹲点的情况向毛主席详细作了汇报，他说：“我一直在农村，我见过的农民不少，我认为陈永贵是一个杰出的农民。”

毛主席感兴趣地听着。陶鲁笳接着汇报：“陈永贵要求每个党员的劳动要好于一般群众，支部委员要好于一般党员，支部书记要好于一般委员。有人说怪话：‘看这些穷小子还办社哩，兔子尾巴长不了，用不了几年，非让他们吃塌了不可。’陈永贵知道后在党员大会上说：‘我们每个同志都要横下一条心，绝不占公家一点便宜，让他们看看，共产党员根本不是他们说的那种人。’十年来，大寨全村的工分账和财务账，从来都是一清二楚，定期公布，接受大家监督。群众称他们的书记是贴心书记，会计是保险会计。大寨的评工记分，有制度，不繁琐；有差别，不悬殊。”

听到这里，毛主席说：“这个办法好。评工记分就是不要搞繁琐哲学。又有差别，又不悬殊，才能调动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劳动积极性。”

陶鲁笳接着汇报：“陈永贵这个人，群众说他很有才干，他领导群众搞集体生产，年年都有新套套。他常说，没有新套套，天还是那个天，地还是那个地，它不会给你增产一斤粮食。他的新套套，不是凭空想出来的，是在和群众一起劳动的实践中琢磨出来的，所以很见效。正如他说，集体生产有了新套套，才能变思想，变技术，变土地，才能稳产高产。从建立初级农业社以来，大寨年年改变着生产条件，年年增产，年年增加上缴的征购粮。可是大跃进那几年，许多农村浮夸虚报，说他们的粮食平均亩产已过了‘长江’，超过了800斤时，大寨却如实上报粮食亩产500多斤。”毛主席抽着烟，仔细地听着。

“1963年8月初大寨遭受特大洪灾时，有的人哭了起来：‘你看这么大的灾，咱们怎么往下活呀？’陈永贵挺起腰杆说：‘没有冲走一个人，也没有冲走一头牲口，这是大喜事，应该开庆祝会，还哭什么！毛主席说过，人是第一宝贵的，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我们每个人都有两只手，靠两只手我们就能改天换地。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嘛！’就这样，他把全村动员起来，不分男女老少，齐心协力，夜以继日，战天斗地，果真创造出了惊人的奇迹，被洪水冲倒在泥浆里的禾苗，一棵棵被扶起来，千方百计救活了，粮食亩产获得了700多斤的高产纪录。接着他们研究了洪水为害的规律，修订第二个十年造地规划，建设抗旱能力更强的稳产高产的新梯田、沟坝田、河滩田，用集体的公共积累重建家园。他们以白天治坡、夜间治窝的惊人毅力建起了焕然一新的新大寨。到大寨参观的人越来越多，都惊叹大寨人个个是改天换地的劳动英雄。”

毛主席听到这里，饶有兴趣地问：“陈永贵是哪几个字？他识不识字？”

陶鲁笳在纸条上写了“陈永贵”三个字，说：“他42岁扫了盲，今年50岁了，现在能读报，还懂得什么叫逻辑。不久前陈永贵在太原作报告，赵树理听了很佩服，对我说：‘陈永贵的讲话没有引经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