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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年底，农村“四清”（即清账目、清工分、清仓库、清财务）运动开始了。晋中地委组织了几千人的“四清”工作队进驻昔阳各个公社抓“阶级斗争”，声势之大，前所未有。

昔阳县新上任的县委书记认为：“越是先进的地方，问题越大。”大寨是先进大队，他自然也不会轻易放过，于是就对大寨进行检查，并当面批评了大寨没有把新修的土地跟产量挂上钩。大寨人认为这位县委书记不过问干部参加劳动和评工记分等方面的创新，而是带着一种成见找茬。他们感觉受到了伤害，从此憋了一肚子气。

“四清”工作队到来前，爷爷一再叮咛大家要热情接待，积极协助。谁知工作队到大寨后行动诡秘，专找对干部有意见的人摸底。可在召开揭问题会时，社员们都说：“我们的干部都是社员的贴心人，不要说贪污盗窃，就是连集体的一口汤也没多喝过。可你们硬要逼社员说白话，真不知道你们是怎么想的。”说罢，一个个离开了会场。工作队折腾了一段时间后，认为大寨有两件事情不符合规定：一是说分给社员当口粮的玉米不扣水分；二是说大队给扫雪的社员记了工。爷爷当即与工作队辩论，把他们整理出的问题一条条驳了回去。

正巧有一天，下起了雪，阳泉来了一群参观的人。大雪覆盖了参观者必经的路，工作队的人请爷爷派人上山扫雪开路。爷爷说话了：“我哪还再敢犯这个错误哩？因为扫雪受了这么大的败兴，我们可不敢再扫了，扫雪就得记工呀！”说得工作队长脸红一阵白一阵。最后，爷爷派人扫了雪，可也引起了工作队的更加不满。

这一年，爷爷出席了全国三届人大会议。可工作队并没有因为他参加人代会而善罢甘休，反而趁着群龙无首的机会斗争大寨的干部。爷爷开会回来后感觉气氛不对。有一天深夜，他在屋里背着手来回踱步，听见有人轻轻地敲门。门打开后，大寨支委们一个个走了进来，不停地叹气。有个支委对他说：“他们这样整人，咱们恐怕是见最后一面啦！”爷爷吧嗒着旱烟，说：“他们这是整我们来了。不怕，鸡蛋里面是挑不出骨头的，我们跟他们抗一抗。”爷爷劝了他们一晚上，干部们走了，他自己却抱头痛哭。

在北京开会期间，他不止一次向周总理和其他中央领导反映了情况，汇报说“四清”运动打击面太大，基层干部无法干下去了。随后，中央、华北局、山西省委、晋中地区和昔阳县委派人组成联合工作组进驻大寨，进行了多方面的认真调查。1965年5月21日，中共山西省委下达了［1965］138号文件，并加了按语。按语中写道：“经过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检验，再一次证明，以陈永贵为首的党支部，是一个经得起一系列严重的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考验的革命班子。”

当时流行所谓“拉大旗作虎皮”的说法。县里和省里刚刚形成的两个对立的群众组织，知道两派要在拼斗中取胜，一要取得中央支持，二要取得群众支持。而要做到这两点，争取到爷爷的支持是绝对重要的。有些学生来大寨串联，鼓动爷爷加入他们一伙，但都遭到爷爷的婉拒。爷爷对当时的形势有看法。一次，昔阳育红中学的红卫兵去找他，他淡淡地说：“动不动就打倒这个打倒那个，就凭几个毛娃娃也能掌了权？”

历史性的会见（3）

但是，全国性革命浪潮不允许他们观望，文化大革命照样像火一样熊熊燃烧。搞“阶级斗争”、揪“党内资本主义的当权派”成了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大寨也面临着危机。不断有人闹事，不断有人来让爷爷表态到底站在哪一边。他和村党支部商议后决定，恳请中央出面制止这种停产、造反和斗争干部等混乱局面。

1966年11月，爷爷精心挑选了十几个苹果，带着农民特有的一份深情，到北京送给周总理，请总理品尝大寨的苹果。周总理高兴地接过来说：“这么好的苹果，我代你转送给毛主席吧！”爷爷随后向总理反映了他对形势的看法。这次与周总理见面后，他心里踏实了很多，更加明确了方向。

与此同时，《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发表社论《劳动模范要站出来，支持无产阶级的造反运动》。社论说：“你们是真正的劳动模范，就不要怕群众运动。要坚定地站在群众一边，和群众在一起，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中央台也及时播出了这篇社论。爷爷听后打好了主意：按《十六条》办事，毛主席有什么号召咱就有什么行动。

不久，太原被夺权，成立了以工农为主的群众组织。这个组织邀请他和李顺达参加。二人达成共识：你去我也去，你不去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