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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礼逊学校开办于1839年，亦即鸦片战争前一年。容闳作为第一届学生，由古特拉夫夫人的女校转入。主持马礼逊学校校务的是一位耶鲁大学的毕业生，美国人，名叫勃朗，年二十九岁，是一位热心的教育家，以其生平经验从事教育工作。他不但是为中国创办西塾的第一人，并且也是为日本最早创办教会学校的教育家，首批赴美留学幼童东京的明治学院便是由他创办的。勃朗后来接受耶鲁大学授予的名誉博士学位。

和容闳同班的中国学生有五人，课程分初等算术、国文和英文，上午以英文教学，下午以国文教学。1846年12月，勃朗先生因病归国，容闳和其他两位同学便跟从他到美国留学。

自费出国的第一位留学生

容闳到美国留学的那一年是十八岁，他是中国最早到外国留学的留学生。比起日本明治维新的启蒙家吉田松荫，因偷渡留学未成而被捕还要早八年。容闳是私费留学生，未受政府资助，不像日本第一号留英的留学生——明治政府的第一任总理大臣伊藤博文——是由推倒德川幕府的毛利藩资助派遣的。也就是说，容闳在耶鲁大学毕业的那一年（1854年），日本还没有一位派到外国的留学生。

中国人到外国学习西洋文明比日本早上几十年，可惜容闳的留学是私费，不是公家派出，所以中国没有一套留学制度。到辛亥革命前夕，清廷反而派出公费留学生到日本学习，当时公私费留日学生竟达万人以上，孙中山的兴中会会员都是当时的留日学生。

容闳是自费留学，“予等均贫苦，若自备资金，则无米安能为炊。幸勃朗先生未宣言前（还没征求容闳等要不要去美国留学），已与校董妥筹办法。故予等留美期间内，不特经费有着，即父母等亦至少得二年之养赡。既惠我身，又及家族。”（容闳著《西学东渐记》第二章）资助容闳留学的校董，指的是前述美商阿立芬特公司（为美国纽约巨商三兄弟所设），另有任香港《中国日报》主笔的苏格兰人蓄德鲁特、美商李企、苏格兰人康白尔等人。他赴美乘坐的轮船亨特利思号，也是美商阿立芬特公司所有，专来中国运载茶叶，自香港至纽约，不取船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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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第一号留学生：容闳（2）

十九世纪中叶，西洋人到中国有古特拉夫一类的充当帝国主义尖兵的传教士，也有美商阿立芬特一类的解囊相助促成留学的商人。

容闳等三人于1847年1月4日，由黄浦出发。乘船在惊涛骇浪中，绕过好望角，进入大西洋，于4月12日始抵纽约，共在海上度过98天。“当时纽约人口仅有二十五万，但危楼摩天，华屋林立，人烟之稠密，商业之繁盛，已可与伦敦相颉颃，成一极大之都会。”当时美国的生活程度不高，“每星期苟得一元二角五之美金，足以支付一切”。

他们即由纽约到麻省进孟松学校，这所学校是考大学的名门预备学校，当时美国尚无高等学校。孟松学校校誉独著，“全国好学之士，莫不负笈远来”。本来，容闳等三人的留学，以二年为限，不包括进大学的资助。孟松学校修完两年毕业，同学黄胜即因病归国，另一同学黄宽转赴英伦进爱丁堡大学医科，继续受资助，以七年苦学完成学业后回国从医，成为“好望角以东最负盛名之良外科”医生。独有容闳以半工半读进入耶鲁大学研读，拒绝接受勃朗先生所提出的以毕业后当教士传道为条件的资助。

据容闳自称：“予于一八五四年毕业，同班中毕业者，共九十八人。以中国人而毕业于美国第一等之大学校，实自予始。”（《西学东渐记》）

忧国忧民的书生情怀

耶鲁大学毕业的容闳，因曾在兄弟会藏书楼任司书之职（图书馆管理员）2年，相识之人亦多，学界中交游尤广。因此，不免有“久居不归，乐不思蜀”之奢愿。但禁不起阿立芬特公司的怂恿，便于毕业那一年束装回国。回到广东老家，一见母亲，便告诉她说：“儿今既以第一中国留学生毕业于耶鲁大学，今后吾母即为数万万人中第一中国留学毕业于美国第一等大学者之母。此乃稀贵之荣誉，为常人所难得。”

容闳的学成回国，表面上是遵循资助者的怂恿，回到中国替他们传教，内心里却是抱有“旦夕图维，以冀生平所学，得以见诸实用”。因为“中国之腐败情形，时触予怀，无时不耿耿于心”，他在书上说：

更念中国国民，身受无限痛苦，无限压制。此痛苦与压制，在彼未受教育之人，转不之觉也。予既受此文明之教育，则当使后予之人，亦享此同等之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