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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2002年在《纽约时报》发表了题为《一个腐朽的制度》的文章。他指出，安然公司的崩溃不只是一个公司垮台的问题，它是一个制度的腐朽，包括现代会计制度、独立审计师制度、证券和金融市场制度，以及禁止内部关联交易的规定。安然事件表明，这一制度已经腐朽了。5

在另一家著名的上市企业——世界通讯公司的丑闻案里，那个事发后非常有名的首席财务执行官苏利文在出事的最后几年甚至直接向属下发出指示，修改财务报表，以迎合华尔街财务分析师的预期，和以前向市场提供的赢利预期一致。这是直截了当地制造赢利的手段，他甚至不需要费力气像安然公司那样成立几千家有特殊目的实体公司，而是赤裸裸地造假。华尔街对其有什么样的盈利预期，他就编出什么样的报表。在各个下属会计部门向他索要修改会计报表的原始凭证时，他的回应往往是这些指令来自高层和他本人的意愿。于是那些经验丰富又有专业修养的中层财务人员虽然知道这个指令违背了公认的会计准则，触犯了法律，但为了保持自己的职位，他们还是一起参与了造假。

在垮掉前的最后两年，世界通讯公司向外公布财务报告的每股盈利都是参照华尔街金融分析师的预期编制的，以便给市场上的投资者一个经营状况良好、财务稳定的持之以恒的信用错觉。

美国证券监督委员会前主席亚瑟·李维特（Arthur Levitt）在这些世纪大案爆发前几年的1999年一次讲演中说：“我们看到的是功能失调的关系——分析师（指金融和证券的分析师）‘确切地’估计公司的盈利，而又严重依赖公司的‘点拨’，公司报告则迎合这个估计一致的盈利预期。”6他这话的意思是讲，在上市公司的误导或者是诱导下，资本市场上的证券分析师们与上市企业管理者妥协，进而与他们相互勾结，认可后者提供的信息，分析师甚至与企业串通一气；向金融市场发出虚假的投资信号。

2000年春天纽约股市崩溃和以后长时期的低迷，使这些本来还可以继续的骗局一一曝光。否则的话，人们可能仍然认为美国资本市场的机制是完美无缺的。

美国经济发展到了今天，过度膨胀的金融资本几乎成了社会发展的唯一激励方式，也支配了社会再生产的其他环节，使得生产、消费、流通与分配之间失去了合理的制衡。上市企业经营者们最重要的考量不是企业的长期发展，而是保持股价不断地上涨，让投资者满意。做不到这一点的话，上市公司就有编造虚假经营业绩、蒙混市场的冲动。

在自由经济下，追求企业利润与个人利益的最大化被认为是生产力发展的原动力，利益驱动成为资本市场所有参与者的力量来源。但是美国资本市场发展到现在，企业和个人利益最大化这个目标被简单地诠释为股价的上涨。而美国企业资金又是主要靠公开发行股票而不是靠通过银行借贷募集的。公司一旦上市后，投资者不断买进卖出股票，股东既小又分散，还不断流动和变化着。小股东们当然并不在意公司长远的经营目标，他们只从股价的高低和现金流量来判断企业的好坏，以便做出是否投资的决定。安然公司和世界通讯公司都是靠凭空捏造的现金流粉饰财务报表，进而维持股价高位的。

尽管美国有几十年监管资本市场的经验，它的资本市场已被世人认为是全球最完善和最安全的，但是具有美国特色的股票文化仍然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

这种迎合华尔街分析师盈利预期的现象，在美国学术界激烈的讨论中被形象地描绘成“到底是狗摇尾巴还是尾巴摇狗”？也就是说究竟是由上市公司独立制定和实施经营战略，再由华尔街的财务分析师通过行业分析对这些经营状况进行评估，从而形成赢利预期的报告，还是由上市公司根据华尔街的赢利预期来制定和实施经营战略 。7前者是上市企业应该遵循的正常行为方式，后者就真是“尾巴摇狗”了。

美国资本市场“尾巴摇狗”的现象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随着纽约股市奇迹般地攀升，问题已经相当严重。世界通讯公司只是例子之一，只是因为它太大了，在强盛时给投资人带来的利润大，在垮台时给投资人带来的损失大，所以才这么著名。

如果市场上的小投资人是盲目的，那董事会呢？世界通讯公司事发之后，人们发现从1999年至2002年中期，这家公司董事会的所有决议都是一致通过的，从没有出现过董事对公司财务情况提出不同意见。也就是说，所有董事都被蒙蔽了，或者说所有董事都根本没有履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