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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的需要，武则天把原来的《氏族志》改编为《姓氏录》，规定以后皇族为第一等，其余一律以官职高下为标准，分为9等。这样，不管你出身如何，只要立有军功，即使是士兵也可以跟世家大族列在同一个等级里，官职比门第还要优越。修改《氏族志》为《姓氏录》，武则天从传统上和舆论上打击和削弱一贯反对自己的士族官僚集团，同时扶植和依靠新兴的庶族地主阶级。这样使士族官僚不再有入仕做官的优越条件，也不能因为家庭出身的豪贵而充满优越感，为所欲为。而对庶族出身的官员，也不再因门第贫贱而受耻受辱于人。修成的《姓氏录》再也看不到士族贵族的特权，原来连《氏族志》都不能列入的武氏，在《姓氏录》中，却定为姓氏的第一等。

旧门阀制度被打破之后，大批新成长起来的寒门出身的知识分子蜂拥而来，要求进入官场，担任职务。新登上政治舞台的武则天，慷慨地为他们打开了闸门，借此不断培植拥戴自己的官僚队伍。据史载，每年吏部接纳的选人成千上万，每年人流数超过1　400人次，比正常需要补充的人数高出几倍。武则天对如此急剧增加的人数不但不加以控制，而且在公元666年泰山行封禅礼之后，又宣布“文武官员三品以上赐爵一等，四品以下加一阶”，使一大批官员通过泛阶制度成为五品、三品高官。公元675年，武则天又始设“南选”，即在江淮以南，主要是岭南、黔中一带选拔人才。一时间，全国的人才，无论背景出身，纷纷涌向武则天的麾下，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人才济济的局面。武则天推行《姓氏录》，打破了门阀世俗，使众多过去沉溺于下层的普通地主、寒门俊杰，登上了封建社会的政治舞台。这些人进入官僚队伍以后，又成为武则天推行自己政治路线的得力工具。可以说，武则天正是通过这些人登上大周皇帝宝座的。

在打破旧的门阀制度的同时，武则天在称帝后，特别重视人才的选拔和使用。她认为“九域之广，岂一人之强化，必伫才能，共成羽翼”。凡能“安邦国”、“定边疆”的人才，她不计门第，不拘资格，一律量才使用。为了广揽人才，她还发展和完善了自隋朝以来的科举制度，放手招贤。为了网罗人才，武则天第一个设立了自己可以申请做官的“自举”制度，制度规定内外九品以上的官员都可以自己举荐请求升官或做官。公元690年，即她正式当皇帝的那一年，她又是第一个设立了皇帝考试的“殿试”制度，亲自在洛城殿上考试贡生。公元702年，武则天又增设“武举”。过去各州选送举人，往往排在贡物之后，她改为先人后物，以表示自己重视人才。通过这些制度，把从实际工作中涌现出来的地主阶级人才大批提拔上来，而把不称职的官吏加以罢免和淘汰。武则天选拔人才来为自己的政权服务，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长处。如当时著名的宰相狄仁杰，就是由地方官吏提升上来的。狄仁杰不畏权势，直言不讳，多次劝阻武则天不要奢侈浪费。武则天接受了他的劝阻，对他十分器重，亲自给他袍子上题字，以示勉励。当时，据史载，朝廷上下，可谓人才济济。　武后当发觉自己埋没了人才，常常感到惋惜。“初唐四杰”之一骆宾王写《讨武氏檄》，把她骂得“狗血淋头”，可当骆宾王起义失败，一颗人头呈在武则天面前的时候，她却深感惋惜，大大赞叹骆宾王的文才，后悔这样的人才没有得到自己的任用。为了加快培植自己的势力，武则天放开关卡，大量录用有才学有能力的考生。在她执政的50多年中，共取进士达1000多人，平均每年录取人数要比唐太宗时增加一倍以上。公元690年，武则天在洛成殿亲自主持对贡生的考试，以示皇恩。从此，贡生考试都有了殿试。除此之外，武则天还破格用人，放手给人官做。武则天招官的办法主要有：

（1）自举———九品以下官吏以及百姓，皆可自我举荐，请求做官或升官；

（2）试官———各地举荐人才，凡是被举荐者，一律允许做官，称为试用之官；

（3）员外官———即编制之外的及第士人，暂无官职，置为员外官，同正官一样享受俸禄；

（4）武举———招收天下有武艺的人。此项内容为武则天在公元702年首次开创。

武则天善于在实践中选拔有真才实学之士，任用官吏不是仅凭考试、推荐或自我吹嘘，为官者不能枉受国家俸禄，在位者要胜任其职，造成损失者得拿命补偿。她在大量的及第考生中，选拔、任用了不少文武大臣，其人数并不比贞观时少，如她当时任用的主要宰相魏元忠、狄仁杰、姚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