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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年，甚至连当时的政府总理艾哈迈德·哈桑·贝克尔也宣布：“我们不反对共产主义作为一种信仰，我们只是防范在某个国家出现某种政权。”“我们作为阿拉伯的左派，为反对殖民主义而进行斗争，我们没有忘记苏联对某些阿拉伯国家事业所采取的友好立场，但我们坚持我们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

无论如何，革命已爆发，为实现其目标，正在艰难困苦中开辟着前进的道路。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在革命的第一阶段结成了联盟，实现了社会在民主基础上的社会主义转变，为迅速发展经济，开始了农业革命，注意到了吸收农民参加农业革命的重要性。工人、农民、妇女工会和职业组织建立起来了。因此，革命后的几个月，在农业改革、实行工业化、计划经济等方面都取得了不少成绩，依靠农民、工人、战士和革命知识分子，兴办了许多工农业项目。革命强调要保护劳动阶层，首先是工人阶级的利益。

但尽管如此，革命尚未最后成功。一方面，这一新生的革命继续受到共产党人的攻击；另一方面，阿拉伯社会主义复兴党第一次单独掌权，急于实施自己的思想，创造自己的经验，渐渐失去了其领导的地位，在领导内部出现了分裂、派性的因素。同时，这一新生的革命也缺乏一位“英明的舵手”、“果敢的掌权人”。

革命七个月后，即1963年11月18日晨，阿卜杜拉·萨拉姆·阿里夫向复兴党人发动政变，在伊拉克的历史上再次出现一场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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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遵守这个决定（上）

革命爆发后，萨达姆·侯赛因从开罗乘飞机返回巴格达。复兴党安排他到中央农民局任职，一直到1963年11月18日阿卜杜拉·萨拉姆·阿里夫发动政变时为止。

凭着他的聪慧和敏锐的历史感，萨达姆对这次革命必将走上夭折的道路确信不疑。

国家缺乏英明、果敢的掌舵人引起他的不安。当时在伊拉克召开了复兴党第五届全国代表大会，在会上进行的讨论进一步加深了他的不安。因为很明显，复兴党的领导内部已发生分裂，可悲的是这种分裂并不是围绕基本政策和思想意识发生的。尤其是这次代表大会没有就内部的斗争作出决策，已充分表明复兴党将面临严重的灾难。尽管代表们出席了会议，但由于大会决策不利，复兴党民族领导无能，而且党内相互对立的两派在最后的选举中获得相同的票数，已完全表明革命的航船在两派势均力敌的作用下，进退维谷。

萨达姆不能沉默，尽管他是一名普通的党员，但他至少有勇气，有胆有识，敢于超脱集团和派别。因此，萨达姆在大会上的发言引起与会者的注意，纷纷询问：“这样坚持党的原则，敢于抨击闹派性、以个人利益为重的人的人是谁？”

萨达姆在各级党代会上都发挥了这种作用，直到全国代表大会，并通过选举参加了民族大会。因为党内的派性帮了他的忙，有的人陷入派性斗争，而各省的代表对党内这种无原则的斗争很不感兴趣，因而一致推选萨达姆出席民族大会。当大会在大马士革举行时，他重申了处理巴格达局势的意见，而且站出来，回击了伊拉克复兴党支部书记萨利赫·萨阿迪，他曾指责是萨达姆使得革命的航船触礁的。萨利赫·萨阿迪是一个思想幼稚的人，空有革命的理论，而缺乏实干的精神。

萨达姆站在第六届民族大会的代表面前，好像预言家一样发表讲话说：“我不认为下届大会会如期召开，伊拉克的革命将会继续下去。”一个半月后，阿卜杜拉·萨拉姆·阿里夫果然发动政变，大肆逮捕复兴党人。

政变的前四天，萨达姆与一些同事坐在农民局，其中有艾哈迈德·塔哈·阿祖兹、塔哈·穆哈辛·舒阿兰、赛义德·侯赛因·贾布里。突然，闯进来两个人，将冲锋枪对准了他们的胸口：“举手投降。”如闪电般，萨达姆拔出随身携带的手枪对他们厉声喝道：“这是怎么回事？”没有人回答。萨达姆同闯进来的陌生人近在咫尺，如果双方开枪，必然是两败俱伤。两个人见萨达姆手中有枪，拔腿就跑，还一边回过头来开枪。结果击中了巴格达农民协会的成员雅辛。消息传开后，官方伪造事实，说是萨达姆在向民族警卫人员开枪时击中雅辛的。

两天后，萨达姆乘F牌汽车前往底格里斯河对岸的卡尔赫区。随同前往的还有艾哈迈德·塔哈·阿祖兹。路上，突然与民族警卫人员相遇，那些人举起冲锋枪高喊：“站住，站住”

萨达姆不得不停下来。拉蒂夫·达利米走过来，同他说话，并要其他卫队成员不要同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