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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我不仅平时生活清苦，就是在升学考试中也是同样的艰难。

高小考初中时，食物粗劣还不能果腹，不幸又染上了痢疾，无钱治病，苦不堪言。在考试的当天我拖着瘦弱的身子进入考场，一会腹部疼痛，加上天气炎热使我汗流浃背，我不时地擦汗，汗水浸透了我的衬衣，打湿了试卷。当时我左手捂着肚子，右手在写答案，身体疼得扭来扭去，以至于引起两位监考老师的注意，他们轮流在我身前背后监视，甚至怀疑我在作弊。

当知道我在生病，又看我答卷时书写的还比较流利，这才打消了他们的疑虑。此次升学考试，算术我仅用了四十分钟就匆匆忙忙地交了考卷，迫不急待地朝厕所跑去。

初中考高中时，许多考生身上都带着零钱，他们可以到馆子里吃饭和买些零食吃，还有的父母拿着食物和饮料守候在学校门前，等着自己的孩子考完出来享用；然而我却没有这份福气，口袋里装着两块红薯面饼去考试。上午考完试后，在午休时到开水房里将其掰碎，放进茶缸里冲烫一下，便开始狼吞虎咽地用它来充饥，以便下午再去应试。

在高中入学后，我听到一个同学对我说：“他曾在学校教务处看到我的升学试卷，语文和数学分别以80多分和90多分的成绩被录取。

正因为少年求学的艰难，故而我在十年寒窗中不敢玩世不恭，掉以轻心，荒废学业，虚度年华。当时我的学习成绩在班里还比较突出。

尽管当年政治运动频繁，勤工助学，义务劳动，支农任务占用了许多学习时间，加上亲人去世，家境贫寒（此时我已无家可言），就连每个月六元钱的伙食费都掏不起，学习生活还要靠校方三元的助学金补助和亲戚的接济才能维持。但是由于我的刻苦努力和几位好心的老师与同学的帮助，我在德、智、体方面均有长进。

尤其是我的文学知识与写作能力，在徐文光和胡杏桥两位语文老师的悉心辅导下，均有提高。

当时我对古代文学《诗经》、《论语》、《唐诗》、《宋词》能背诵很多首，对李斯的《答逐客谏》，韩愈的《师说》，柳宗元的《至小丘西小石潭记》、《捕蛇者说》，欧阳修的《五代史。伶官传序》，范仲庵的《岳阳楼记》和苏轼的《赤壁赋》、《教战守策》等散文更是爱不释手。

当年我的作文被语文老师拿到年级四个班里作为范文进行讲评。即便到了高中，我写的文章也曾被“秃顶”颜老师拿去作过范文。（《春雨》和《我的一棵小桃树》）

每当学校庆祝“元旦”、“春节”、“五一”、“十一”等节日筹办校刊（《墙报》）时，多是由我来选用报头、绘画插图和书写标题（此时美术老师牛清洲已被打成“右派”，并被逮补入狱）

同时我在文体活动方面成绩也较为优秀，不仅在田径赛跑、跳高、跳远等项目上获得过奖励，而且我还是学校足球队的前锋。在1959年的秋季，曾代表亳县中学生足球队参加过阜阳地区中学生运动会的足球联赛。

当时在那突出政治十分吃香的年代里，我虽然在学校里不是一个工于心计，力图政治表现的积极分子，但我仍不失率真，从不违心地去做一些损人利已的事。在学校里我不是个坏学生，在师生的眼里可以说是一个品行端正的人。

1959年上半年，在初中毕业的最后一个学期里，我还是有几次可以改变人生的机遇，如果有一个机会能够把握好的话也不至于在第二年里，即六零年的大饥荒中，因无生活来源，又遭佞人加害而被迫在高中二年级辍学。从此我的处境更加地艰难，由一个苦苦求索的学子变为一个无亲无故又无家的流浪儿！

——倘若在1959年初春，安徽省电影制片厂和合肥艺术学校到亳县二中招人的面试中，我能发挥得好一点的话，我的命运也许会发生改变。可能会走上从事艺术的人生之路，后来也不会陷入无法活命的困境。

当天上午，校领导陪着几个衣着新颖的人走进我们的教室，声称是县卫生局来检查卫生的，他（她）们看了几眼就到下一个班去了，实质上是在挑选演员和学员。最后在我们初中三年级四个班的两百多个学生中，确定了我和三（4）班一个叫强敏的女学生下午到学校音乐室面试。

下午四时，我来到音乐室看到一位身材修长，梳着一条大辫子，上身穿着一件白色女式衬衫，下身套着一条深蓝色裙子的年轻知识分子，她正在弹奏着脚踏手风琴。我走进音乐室后，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