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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两个膀大气粗的邻居面前，朱元璋尽处下风，当初陈友谅搞扩张，先对朱元璋下手，多少也有捏软柿子的意思。但是后来他肯定发现搞错了人，至于鄱阳湖决战他“矢贯其颅及睛而死”之际，只怕会感到平生最为后悔的一桩事，就是在没有弄清朱元璋是怎样一个角色之前，贸然对其出手。然平心而论，陈友谅不把朱元璋放在眼里，于情于理都很说得过去。姓朱的算什么？一个小要饭的，一个窝囊到剃了光头委身破庙靠做勤杂工混口饭吃的可怜虫，要说面相，此人歪瓜裂枣，怎么看都是命贱运晦、毫无福分的人。

深入了解朱元璋生平后，我也大感困惑，甚至觉得历来人才学家所论述的成才规律有统统失效之虞。他生在一个无论古往今来都绝对是最最底层的家庭。父亲朱五四是佃户，靠租地主的田地过活，生了三男两女一共五个孩子，日子之惨淡可想而知。至正四年，一场大饥荒席卷而来，旬日之内，朱家成饿殍者三人，老父老母及长兄走马灯般撒手人寰，家里穷得不要说置备棺木，就连下葬的土地也没有，确实是“上无片瓦，下无寸土”———日后身为皇帝的朱元璋，回忆此时情景，犹辛酸无比地写道：“殡无棺槨【椁】，被体恶裳，浮掩三尺，奠何殽浆【没有饮食作为祭奠】！”⑥十五岁即成孤儿的元璋，只好托身寺院，做个行童———实际就是庙里管饭的童工。呆了不及两月，饥荒益重，庙里亦难维持，元璋即被打发到外面做“游方僧”，说得不好听，无非是一个和尚装束的乞丐。他要了三年饭回到家乡，也不知日后作何营生，此时天下方乱，先已投了郭子兴的汤和有信来招，元璋正愁生计无着，想了想，也就去了。———这就是朱元璋“走上革命道路”之前的简要履历。

由这履历，你找不到朱元璋以后从帐下亲兵而头领，由头领而统帅，由统帅而称王，由称王而尽得天下的任何的蛛丝马迹。这样一个久沉泥淖、困于人生的贫家子、孤儿、乡巴佬，休说受什么良好教育，即便粗粗识得几个字，也是在寺中才学会的本事⑦。然而，此人的头脑，此人的器局，此人的见识，此人的作为，完全不应该是他这种身世背景的人所能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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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莽之雄朱元璋（5）

跟历来的“草寇”截然不同，朱元璋从一开始就明确要求部下戒杀戒抢，每次攻城，必叮嘱领军诸将：“吾自起兵，未尝妄杀，汝等当体吾心，戒戢士卒，城下之日，毋焚、毋掠、毋杀戮。有犯令者，处以军法，纵之者罚，无赦。”⑧又说：“克城虽以武，而安民必以仁。”可见他出身虽粗鄙，头脑一点不粗鄙。在他做吴王时，浙江方国珍为了讨好他，以纯金玉饰马鞍来献，他说：“吾方有事四方，所需者文武材【才】能，所用者谷粟布帛，其他宝玩非所好也。”他命将宝鞍原物退回。击败陈友谅后，战利品中有一张陈友谅所用的极尽奢华的镂金床，朱元璋见了指着说：“此与孟昶⑨七宝溺器何异？”当即下令销毁。也是在他做吴王时，有官员奏闻，说街上有人遇见一老者，自称太白神，称：“吴王即位三年当平一天下。”官员大约以为这话主公很爱听，岂知朱元璋断然道：“此诞妄不可信！若太白神果见，当告君子，岂与小人语耶？今后凡事涉怪诞者，勿以闻。”有一次，他在同手下那群爱将们闲聊中说了这样一番话：“汝等非不善战，然临事决机，智或不足。宜亲近儒者，取古人之书，听其议论，以资智识。”⑩这种话，可能才是朱元璋与陈友谅、张士诚辈，以及一切终不能改变“草寇”、“盗贼”命运的农民起义首领之间的本质区别。

我前面讲，朱元璋是皇帝中的另类，其实还应加上一句：在成为这个另类之前，他首先成了古来“草寇”中的另类———他是一个双重的另类。他之脱颖而出，做了古来“草寇”都想做而最后都做不成的事，就是因为他对“草寇”有一种明确的叛逆意识。碌碌如陈友谅、张士诚岂能望其项背？就是层次再高一些的李自成、洪秀全也远未达到朱元璋的觉悟。后二者与朱元璋大约有百分之九十的相似性，但剩下的百分之十就怎么也上不去了；李自成打下北京、洪秀全打下南京后，分别迅速腐化堕落，从内部土崩瓦解。

这似乎扯得有些远了。回到朱元璋的时代，我断定陈友谅、张士诚始终没有意识到他们共同而弱小的竞争者有一种特殊的禀赋。他们本该自惭形秽，或至少有所警觉，但没有，结果都输得很惨。

关键中的关键，是朱元璋高度重视并解决好了知识分子问题———我所谓“明之得国，非得之‘天’，而得于‘人’”，这才是最根本的一条。将领善战、主公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