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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来，以便随时把垂落的权杖抓在自己手中。

令帝权很难避免这种规律性动荡的，至少有三个原因：第一，王朝虽已更迭，但尘埃远未落定，在推翻旧王朝和建立新王朝过程中积聚的各种能量没有完全释放开，诸种势力之间的较量必在第一任君主身后有所解决。第二，尘埃落定之前，野心家、阴谋家最为高产，抢班夺权的意愿最为强烈，以此为背景，极易滋生阴谋集团，向立足未稳的秩序发起有力挑战，而当格局既定之后即便有这类人物，却往往孤掌难鸣，不能成其事。第三，极权体制自身有种种致命病症，尤其是权力高度集中而隐含的绝对排他性，致使政治游戏参与者之间只能是你死我活的关系，攫取到这样的权力就可决定别人的命运，反之则被别人所决定，屈抑一方为此不惜铤而走险，放手一搏。

公元1３98年，明朝立国者朱元璋死了。历史规律没有放过这个机会，危机如期而至，并以最壮阔、最宏伟的方式加以演绎，成为历史上所有此类危机中一个完美的、淋漓尽致的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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伪君子朱棣（2）

殷红的血

虽然自秦起，帝权是同一性质，但朝代之建立，则各有不同。秦帝国的诞生是列国长期争霸、强者胜出的结果。晋、隋、唐、宋属于另一种模式，由旧政权内部的大贵族、军阀等强力人物，以政变或反叛方式夺得权力。元、清帝国则是外部强大的军事入侵致使中原汉族政权解体（亡国），而形成的异族统治。除此以外，只有汉、明两朝是经过农民起义的长期战争亦即由“匹夫起事”造就的国家。

汉、明这种政权有两大鲜明特征：第一，“起事”之前没有一个明确的权力认同，新政权完全是赤手空拳打下来的，无人先窃威柄，其领袖人物的地位是在“起事”过程中逐渐地历史地形成的，不像其他各朝代统治集团内部领导权归属早已确定———比如，秦始皇灭六国是商鞅变法后六十年间秦国强大的结果；晋皇族司马氏早自曹魏时期的司马懿起已形成威权；隋文帝灭周前已在朝中总揽大权，成为实际的统治者；唐高祖、宋太祖都是军阀，早就自成一统，推翻旧朝不过是水到渠成之事；而分别灭宋灭明的元、清两朝，更是以完整、独立的异族政权取代中原汉族政权。第二，汉、明两代天下未定之际，群雄并起，英才辈出，“起事”者共同组成一个豪强集团，虽然内部有主从之分（后来演变为君臣关系），但并不是集团领袖一人独享威望，相反，许多成员都兼有英雄般的声誉、重大功勋、军事实力以及政治资本，所谓“功高震主”者大有人在。具体地说，无论刘邦还是朱元璋，他们一方面固然是那个豪强集团的领袖，另一方面，在某种意义上又可以说不过是集团之一员，他们与集团其他成员的关系微妙地介乎于主　*9蛐　从、兄　*9蛐　弟之间，这种“君臣＋伙伴”的关系，对于领袖的绝对权威始终构成潜在的挑战意味。

不单刘邦集团和朱元璋集团，我们在历史上另外两个类似的却功败垂成的集团———李自成集团和洪秀全集团———同样发现上述特征。并且，李、洪集团最后的覆灭，根本正是这两大特征发作所致。

以汉、明模式建立起来的政权，打天下的任务一旦结束，马上都面临豪强集团内部的权力斗争，即如何使权力集中并将它真正巩固起来。首先必须渡过这个危机，才谈得上其他，否则就会迅速崩溃。所以我们看到，唯有汉、明两代初期发生了大肆杀灭功臣的情形，别的朝代却不必如此。刘邦用几年时间，一一除去韩信、彭越、英布等强大的异姓王，韩信死前说出了那段名言：“狡兔死，走狗烹；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朱元璋做得还要高明些，像做外科手术一般精确，稳扎稳打、有条不紊地逐个消灭李善长、刘基、徐达等所有一同“起事”的文武重臣，直到临死前还解决掉最后一个危险人物蓝玉。

韩信很可笑，大可不必发那样的感慨。这并非情感和道德问题，是权力本质使然。一遇到权力，忠义一类道德的诗情画意就烟消云散，无人信，也不能信。试问，面对手下一群战功赫赫、足智多谋的能人，朱元璋能躺在兄弟情义上高枕无忧吗？就算他愿意古道热肠，对方也难保不动点什么心思；毕竟那么巨大的权力，诱惑力也同样巨大，谁都挺不住，除非已经超凡入圣。而且，越是像刘邦、朱元璋这样大家同起于布衣的豪强集团，日后越可能手足相残，将所谓的“兄弟情义”碎尸万段，因为称兄道弟意味着彼此彼此、平起平坐，这是极危险的关系，当面临患难之际它是发展事业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