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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官僚价值体系，在明代社会政治中的权重越来越大，以至于士大夫们俨然以合法性的标尺和捍卫者自居———这是一种明代特色。我们都还记得，当年朱棣以谋篡上台时承受了怎样沉重的压力，遭遇了怎样坚决的道德审判；这审判虽然无声，却更无从回避，让人寝食难安。嘉靖面对的，实际是同一种力量。不错，名义上君主的权力是至高无上的，但“正义”（真理）却掌握在士大夫手中，他们通过对意识形态的控制取得比皇帝更高的话语权。

这就是为什么会发生“大礼议”的深刻原因。双方就几个字眼展开韧性十足的争夺，乍一看无聊而可笑，背后却关联着政治这场游戏在明代的独特玩法。过去，帝制时代的权力角逐，是在门阀、藩镇、宫闱这种层面展开，用武力、杀戮、幽禁、废立之类手段解决；而在“大礼议”中，权力角逐却是在意识形态层面上展开，通过抽象的理论甚至几个语词的争夺来解决。武则天的权威，靠废幽李家人、擢用武家人和宠任来俊臣一类酷吏，即可确立；朱厚熜却不得不去和阁臣、礼部、科道官员咬文嚼字，就礼学原理孰是孰非大费唇舌、互相辩驳。虽然武则天的办法简单得多，想必朱厚熜不是不乐于采用，问题在于他已无能为力。

于是，我们这位可怜的嘉靖皇帝，迫不得已只好卷入一种充满“学术气息”的行为，跟科举出身、饱读经诗的朝臣们进行为时三载的反复的“学术研讨”———一旦从这角度来看，我们会感到“大礼议”的发生，简直有一种让人忍俊不禁的可爱。

让人感到格外幽默的是，取得“大礼议”胜利后，嘉靖对于此种“学术”活动，竟有欲罢不能之势。先前，他无端而吃力地———从年龄到“学力”来说都是如此———被拖入深奥枯燥的礼学探讨，而眼下那些迂阔夫子或者卷铺盖滚蛋或者缴械投降，不再有人试图拿圣学经典烦扰于他，他反倒在心中生出寂寥来，以致不断地自行寻找并提出新的“课题”，把相关“研究”引向深入，全面刷新从祭祖到祭天地、祭孔的国家大典的理论与实践。当他将这些礼仪一一“更正”时，人们惊讶地发现，这个时代最伟大的思想家、理论家，不是任何皓首穷经的名公鸿儒，恰恰是皇帝陛下本人。

似乎“大礼议”硬生生把一位皇帝打造成兴致盎然的学术专家，不过，嘉靖远非被动地适应他的时代以及这个时代皇帝的当法，从他后来对于儒家经典理论问题的沉迷，我们固然看到了迫不得已，但更多地还是发现他有一种因势利导、将计就计的主动。

“大礼议”给这位少年皇帝造成的屈辱，莫过于儒家官僚———广义上说也就是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阶层”———运用自己的精神优势、理论资源和对话语权的控制，使自己处于文化领导地位。嘉靖可能发现，在大明朝，皇帝这个职业已经不是想象的那样崇高，在他这位世俗王者的头上，其实另有一位无冕之王———儒家意识形态。后者虽没有强大到使欧洲教会与王权分庭抗礼的地步，但在道德上的优势却是毋庸置疑的，否则，杨廷和这些人何以会觉得连别人父母是谁，也应该由他们来指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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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靖：万岁，陛下（20）

过去，有很多这样一类故事：穷人因为不识字，被富人坑了骗了。作家柳青的父亲就是因为此种遭遇，节衣缩食，发誓让儿子成为有文化的人。少年朱厚熜初来乍到，被一帮“北京知识分子”利用对于经典理论的造诣所压制，似乎也是相同的处境。这注定他的“翻身”，绝不仅仅是简单地取得“大礼议”的胜利，而一定要以树立起自己在经典理论上比“知识分子”更大的权威为代偿。一言以蔽之，当初“知识分子”是在何种方面、何等意义上欺负他的，他最后就必须在同一方面、同一意义上将对方踩于脚下，令后者转而对他报以仰视。

这是一种最简单的恩仇录，它展开于君临天下的皇帝与握有文化领导权的知识分子官僚之间，其焦点是皇帝尝试通过自己禀持的最高政治权力，和运用这种权力，褫夺知识分子官僚的文化领导权。

最初，皇帝的动机也许只是出于复仇、赌优争胜或寻找自我平衡，但在实践中，他发现了更大更深刻的意义。越来越多的胜利和成果，让他意识到，占领精神制高点，成为时代的精神导师，绝不仅仅是带来荣誉感的满足；事实上，这本身就导致权力的加强和提升，一个普通的皇帝只是通过谕旨去体现他对于臣下的主导作用，而成功地居于精神制高点，这样的皇帝，将进而从思想上指引着百官，也就是说，对思想意识形态的控制，蕴涵着真正不可抗拒的权威。其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