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3部分(第1/4 页)

左光斗意识到，再这样下去，魏忠贤、许显纯一伙势必用酷刑直至把他们整死。他不甘心这样被了结，与他的同志们商议，是否屈承罪状，“冀下法司，得少缓死为后图”｛151｝。这是因为，自从朱棣以来，诏狱便是超越于法律之上的秘密监狱，生杀予夺，一切可以不依程序，当犯人罪行被确定之后，才移交刑部等司法部门定罪。左光斗的建议，就是抱此一线希望，先逃脱许显纯毒手，再图后举。这提议，其他五人均表同意；他们当中一半人原先职务与司法有关，显然，是依据经验认为可行。他们的天真在于，面对穷凶极恶之魏党，仍然以为程序可以起作用。于是，“诸人俱自诬服”。

可是他们所期待的情形根本不曾发生，六人的认罪，让魏忠贤喜出望外，益觉立于不败之地，继续羁押六人于诏狱，并迅即转入“追赃”的下一阶段———“令显纯五日一追比，不下法司，诸人始悔失计”。追比，即给完赃规定日期，到期不完者用刑；五日一追比，就是以五天为一期限，不能如数缴款，到期用刑一次。

。。

难兄难弟：由校和由检（36）

这些东林党人，大多为官清廉，家境也很清寒。魏大中“宦游十载，家徒四壁”；周顺昌“出入京华，唯一肩行李；涉历宦途，止廿亩山田”；李应升“廉名远布，宦橐萧然”。｛152｝

杨涟更是家境“素贫”，所有家产充公，尚“不及千金”。他下狱之后，年迈老母流浪在外、寄宿谯楼，两个儿子以乞讨糊口和奉养祖母。“征赃令急”，杨涟根本拿不出钱来，“乡人竞出赀助之，下至卖菜佣亦为输助”｛153｝，仍是杯水车薪。根据许显纯的奏报，追比的成果不过是：七月八日追得三百五十余两，七月十三日追得四百余两｛154｝……而栽在杨涟名下的赃款数额是二万两！以此速度，最后完赃将追比多少次可想而知———他是断无活命之望的。

尤有甚者，朱由校感觉五日一追比还不过瘾，特命加重处罚，改为“逐日追比”。

杨涟等赃私狼藉，著逐日研刑【细致、深刻用刑】追比若干。著五日一回奏。待追赃完日，送刑部拟罪。｛155｝

这个朱由校，且不说作为一国之君，即便从任何日常为人的基本道义看，都可称狼心狗肺。他宠任客氏、魏忠贤等，驱逐朝中正人，甚至将杨、左等逮捕下狱，我们皆可置之不问；然而，他竟以“逐日追比”惨毒无比的方式对待杨、左，完全超出于“愚闇【暗】”之外，唯以天良丧尽可堪解释。当年，杨涟于“移宫案”中，为他帝位不保忧心如焚，日夜焦思，“六日须发尽白”｛156｝。这种光景，我们仅见于阻于昭关的伍子胥，所不同者，伍子胥乃为自己性命不保、家仇难报至此，杨涟却是为他矢志效忠的君主和国家如此。对这样的忠臣和恩人，朱由校竟然似欲食肉寝皮而后快，普天之下心肝烂掉的人，他可算头一个。

有此严旨，而杨、左又无法完赃，其毙于狱中的命运已然注定。在打无可打、打得已无人形之时，公元1625年，天启五年七月二十六日，深夜，杨涟、左光斗、魏大中三人，被许显纯秘密处死于诏狱。杨涟时年五十四，左光斗五十一。人们见到他们的尸体时，血肉模糊，溃烂不可识，“尸供蝇蛆，身被重伤，仅以血溅旧衣，裹置棺内”｛157｝。

八月、九月，首批投入诏狱的“六君子”中余下的三位，袁化中、周朝瑞、顾大章，也先后遇害。

以吴中东林党代表人物为主的第二批遭迫害者，周起元、缪昌期、周顺昌、周宗建、黄尊素、李应升等，于天启六年四月至九月间，同样在饱受酷刑之后，尽数毙于狱中。

另有前刑部右侍郎王之寀，以另案先期死于狱中。王是“三案”之第一案“梃击案”主要办案官员之一，时任刑部主事。他坚持事实，而事实对郑贵妃等极不利。当时，万历皇帝已有二十五年不曾露面，就因为王之寀就“梃击案”提出的证据相当有力，牵涉郑贵妃，才逼得朱翊钧二十五年后首次接见朝臣，亲自为郑贵妃辩解。此事轰动一时。后来，王在党争中遭到陷害，削职。天启朝初复出，战斗力不减，就“红丸”“移宫”案，猛烈攻击群小。天启五年，修《三朝要典》，列王之寀为“三案”罪首，“遂逮下诏狱，坐赃八千”｛158｝。

细思之，天启党祸，对明朝命运并无决定意义。党祸发生，诚然起到了助纣为虐之效；但设若不发生，谅亦无改国势颓坏之趋向。整个事件中，我们只发现一点积极因素，即民心向背，拘捕东林党人时，各地迸发出来的在古代难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