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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将或不悦，曰：“上何待承畴之重也！”上进诸将曰：“吾曹栉风沐雨数十年，将欲何为？”诸将曰：“欲得中原耳。”上笑曰：“譬诸行道【就好像走路】，吾等皆瞽【盲人】。今获一导者，吾安得不乐？”｛198｝

试想，如果降者不是洪承畴，是魏忠贤、温体仁那样的丑类，皇太极有何可乐之处？皇太极之乐，恰由于洪承畴是个忠臣、能臣，是崇祯及明朝的希望所在。如今，连洪承畴这样的人物，都肯投降大清，明朝还剩下什么？

皇太极击中了要害。

踵继而降的另一个人是祖大寿，具有同样意味。这员袁崇焕的部将，于崇祯二年十一月，在首长率领下急追后金大军，赶来解京师之围，结果却眼看崇祯自毁长城，将忠心耿耿的袁帅逮捕，于是愤而出走，奔回关外。那时他的心一定凉透了，不打算再为明廷卖命。但在袁帅所信赖的孙承宗的亲自劝说下，大寿终能强忍悲愤，回心转意，矢志继承袁帅遗愿，极其艰难地替他死守锦州直至崇祯十五年三月。

难兄难弟：由校和由检（54）

洪承畴、祖大寿，无非未死耳。死，并不是对国家、朝廷尽忠的唯一方式，更不是最好的方式。有的死国者，除了死，没有为国家做过什么切实有益的事———甚至刚好相反；也有人，在最后关头不曾选择死，但他们却一直忍辱负重，脚踏实地为国分忧解难，以实际行动保家卫国。这两种人，都可谓为国尽忠者。但理性地看，国家真正需要的是后一种人，他们数量越多，国家越有可能转危为安。至于前者，品质堪敬，但国家并不能从他们的慨然赴死之中受益，哪怕这样的人几十万、几百万，该亡国照旧亡国，一点也不会耽搁。

两个不辱使命、不负重托、充当朝廷脊梁十几年的人，无须用一死来证明他们是否对得起国家。他们已经用十几年的实际行动，就何为忠义、何为恪尽职守，书写了充实、模范的答卷。

皇太极看到的就是这一点。当洪承畴、祖大寿这种一直在切实地为国尽忠的人，也感觉心灰意冷、无忠可尽，明朝就真正大势已去了。

继崇祯十年李岩的“叛投”象征着知识精英抛弃明王朝之后，洪承畴在崇祯十五年的“叛投”则象征着政治精英也抛弃了明王朝。

明王朝之死，当然是漫长的日积月累的过程，但是，李岩和洪承畴这两个“叛投者”的作用，有如夜空中划过的两颗流星，瞬间照亮了一切。刹那间，朱由检应该看清，末日已经不远！

末日情景

前面说到，共同觊觎紫禁城龙床的两大势力之间，似有某种默契。以当时明朝之虚弱，李闯和满清，不论谁，击溃之皆易如反掌。满清势力距北京更近，实力也较李闯更强；闯军轻入，攻占北京，而清人不先得，诚可怪也。俗史夸大吴三桂的作用（所谓“历史罪人”），乃至将香艳故事———刘宗敏横刀夺爱霸占陈圆圆———敷衍为历史的决定性因素，虽然煽情，却实属笑谈。吴三桂降不降清，献不献山海关，对清人入主中原，其实是没有实质意义的；清人攻到长城以内，本非必由山海关不可，崇祯年间，清兵（改国号之前为后金）早已由各关口突破长城不知多少次；没有吴三桂，不走山海关，清人照样入得中原，丝毫不成问题。闯军之能捷足先登，恐怕出于两点：一是此前一年（164３）八月，皇太极方崩，清国举哀，暂缓夺取中原计划；二是对于明廷不亡于清而亡于李闯，清国君臣极可能早有暗谋，乐观其成，然后以此为借口，“兴仁义之师”，“剿贼灭寇”，以“正义之师”姿态入关，尽量增加自己取代明朝统治中国的合法性。这在多尔衮致吴三桂的求援信的答书中，可以找到直接证据。书称：

我国欲与明修好，屡致书不一答。是以整师三入，盖示意于明，欲其熟筹通好。今则不复出此，惟底定中原，与民休息而已。闻流贼陷京都，崇祯帝惨亡，不胜发指，用率仁义之师，沉舟破釜，誓必灭贼，出民水火！伯【吴三桂当时封爵“平西伯”】思报主恩，与流贼不共戴天，诚忠臣之义，勿因向守辽东与我为敌，尚复来归，必封以故土……昔管仲射桓公中钩，桓公用为仲父，以成霸业。伯若率王【率先奉清为王业】，国雠可报，身家可保，世世子孙，长享富贵。｛199｝

这一历史关头的实际过程是，清军在得到闯军已于三月十九日攻破北京的情报后，即由顺治皇帝于四月初八日在盛京（沈阳）任命多尔衮为大将军，南下夺取中原。次日，清军迅速兵发沈阳。中途遇吴三桂信使求援，遂折往山海关方向运动，并与吴三桂部队汇合后于此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