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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南梁宗室在破坏萧梁家业方面起到了模范带头作用的话，那么其中的急先锋又莫过于萧衍的六弟萧宏父子。当时的民间就流传着这样一则童谣：“宁逢五虎入市，不愿见临贺父子。”（《南史&；#8226；梁宗室》）它指的正是萧衍的六弟临贺王萧宏、萧正德父子，这父子两个做恶多端，人们觉得他们比老虎都更可怕。
萧宏疯狂聚敛，“修第拟于帝宫，*数百千人，皆极天下之选”，“恣意聚敛，库室垂有百间”，让他的皇帝老兄都自愧不如。不过萧衍对自己的这位兄弟倒非常信任，一度让其出任北伐军前线总指挥，结果招致大败。老哥没有追究，可是这个萧宏却愈加不知天高地厚，居然要谋夺老兄的皇位。前面已经提过，这家伙竟与自己的亲侄女*，还试图假借侄女之手谋弑皇兄。
萧衍的态度从这件事上也可以体现：有一次有人举报说萧老六在家里藏了几屋子的兵器，可能要造反，于是萧衍不得不亲往兄弟府上探察。可是临到一看，原来几间大屋子里全是老六聚敛来的金银财宝，为此皇帝老哥不但没有生气，而且心中大悦，并当场鼓励道：“阿六，汝生活大可！”那意思是说，老六啊，你不给我这当哥的找麻烦我就很感激了；不过你在生活品质方面，还要再接再厉才行啊！我这当哥的就喜欢看着你们败家。
萧正德比之其父自然更是青出于蓝，他少年凶顽，经常招聚亡命之徒，盗墓杀牛，有时兴起也杀几个人玩玩，不过没人敢管。萧衍到了三十多岁时因为一直无子，所以就把萧正德收为了养子，可是后来他的儿子萧统、萧纲等相继出世，自然就不需要品质低劣的萧正德做儿子了。这萧正德眼看自己做皇储的美梦破灭了，于是便心怀不满，既然不是我的摊子我干脆就砸了它吧——他与萧正则、董世子、夏候洪等人“公行剥掠”，“以淫盗屠杀为业”，被时人称为“四凶”。
更离谱的是，有一次他因为实在觉得在南梁憋屈，竟冲动之下投降了北魏。可是没想到，人家那边居然不敢收，说这小子三大爷是皇帝，老爸是亲信显赫的亲王，他脑子进水了才到我们魏国来喝西北风。所以，北魏方面怀疑他别有企图，因此并不敢重用他。萧正德一看自己太失败了，叛变都没人收，于是索性又溜回了南梁。三大爷见他迷途知返，也没有刻意地追究，只是哭着教训了侄子一番，希望他能痛改前非。萧衍如此宽纵，除了像有人所怀疑的“博取好名声”外，也许是他真觉得自己在立皇储方面亏欠了侄子吧。
宗室如此，再看一些高级将领，如曹景宗“好内，妓妾至数百，穷极锦绣”，生活也腐化得很。尤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萧衍在执法方面姑息权贵，却“急于黎庶”，对广大百姓实行严刑峻法，比如一人逃亡，必然全家遭殃。后来他虽然改正了自己的错误，可是官吏们的横行无忌却并未减轻，这一点连皇帝自己在诏文中都不得不承认，长此以往，国将不国。
虽然重文轻武是东晋以来就形成的传统，但是萧衍却将这一点推向了南朝的极至。也许是他自我感觉良好太过于了，太迷信文化的力量了，他后来用兵有了一个显著的特点——即不用实力而注重威声，也就是雷声大雨点小，以为军旗招展一下就可以让敌人屈服。将领们老打败仗，所以渐渐的也对皇帝很是不满，再加之不良风气、法制废弛，军队战斗力也在不断下降。
可以说，由于萧衍认识上的一些局限，再加上南梁一向病态社会政治环境，都使得国家走上了急剧的下坡路。这是皇帝个人的不幸，更是历史的不幸。
2、最为后世诟病的佞佛之举
佛教大约是西汉末年开始传入我国的，史书上便有关于东汉第二代皇帝明帝梦见金人（佛）的记载，尽管不足采信，但也并非空穴来风。
直到魏晋以来，佛教才以其独特教义的吸引力（玄学、思辩色彩）受到上流社会的垂青，再加之当时分裂割据的动荡政局、儒学主导地位的动摇，人民生活的困苦无助，他们渴望获得精神上的慰藉，佛教也便得以在下层社会中传播开来。比如北魏的那些有名石窟、“南朝四百八十寺”都是这方面物质的证明。
东晋以后，上层阶级心灵的空虚也是他们热衷于佛教的一大因由，在南朝帝王和高门华胄中就有不少奉佛者，比如前面提到的宋文帝与竟陵王萧子良。萧衍本来是倾心道家的，但他耳濡目染，受到佛教的影响也极为自然，他的信仰也可以理解为真实的。而另一方面，作为一个最高统治者，他深知儒学的影响其实主要限于某些士人，而且嘴上一套心里又是另一套，还往往不能付诸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