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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对于“战前”的迷恋，并不止于琐事，也不是只发生在奥地利而已。在20年代，经济与社会统计学开始勃兴，原因就在于拿当代与“战前”相比，不管是谈到马铃薯的产量（“差不多和‘战前’一样”），还是暴力犯罪的数目（“哎，许久以来，大多数国家都不及‘战前’的标准，直至纳粹兴起，这种情况才得以挽救”），以铁路运送成吨的邮件也是如此。“战前”像一股四处弥漫的瘴气，使得人人瘫痪，所有的思想和想象力也都为之停滞。对“战前”的迷恋也可解释纳粹兴起之因。

第2章　赫姆和吉妮亚（24）

我在1939年出版的《经济人的末日》（The　End　of　Economic　Man）一书中谈到，直到第一个国家被纳粹拿下，大家才惊醒，之前纳粹的魔力几乎无人能挡。我想，我是第一个指出这一点的，后来，陆陆续续又有许多学者证明了，如《柏林日记》（Berlin　Diary，1941）和《第三帝国的兴亡》（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Third　Reich，1960）的作者夏尔（William　Shirer），以及近来卢卡斯（John　Lukacs）的巨著《最后的欧战》（The　Last　European　War，1976）。纳粹是令人作呕，但是在一切“回归过去”时，套用飞行家林白（Charles　Lindbergh，1902—1974）的话，纳粹却是一股来势汹汹的“未来的浪潮”。

在我还是个青涩少年时，已本能地想要逃避“战前”。我确信这就是我很早就决定要尽快离开维也纳的原因。然而，在欧洲其他地方，“战前”还是一样阴魂不散，直到1937年我到达美国后，才得以远离“战前”。但是，当时的美国还是存在着一种“之前症候群”（“pre”syndrome），所谓的“经济大萧条前”就是衡量的标准，但主要还是运用在经济上，如钢铁产量、就业率以及股价等，在其他方面，美国的“新政”正在前头等着呢。罗斯福总统最伟大的成就即是避免“经济大萧条前症候群”继续蔓延而瘫痪了美国的想象力，不像意志和远见都已被“战前”消磨光了的欧洲。我想，这也就是我那亚特兰提斯之梦为何在我横渡大西洋之后就消失了的原因。

当然，“战前”是无法定义的，似乎没有任何人、事、物可以触及，就连马铃薯的产量也无法和战前相比拟。唯一的例外就是，赫姆和吉妮亚。他们所成就的，如吉妮亚的沙龙，好像是天真的虚幻小说。在穷苦犹太人住的波兰小镇，亦即赫姆和吉妮亚成长的地方，一定有人向往那“西方之都”——想象那自由开放的时代和文化陶冶的都市，如维也纳、柏林或巴黎所代表的“人间天堂”。这样的“战前”，没有残酷的经济现实。事实上，在吉妮亚的沙龙，未曾出现过任何一个商人。在“战前”的天堂里，犹太人和非犹太的异教徒和平共处，相安无事，正如吉妮亚沙龙里那些客人的表现。在“战前”，没有畸形足，没有皮肤松弛下垂、又矮又胖的女人，只有吉妮亚沙龙明星那过人的才貌散发的光芒，如安妮特、毛奇伯爵以及多乐丝·汤普森等。

希特勒在1938年大举入侵奥地利时，使得“战前”灰飞烟灭，永远走入历史。就在纳粹入侵的几个星期前，吉妮亚发现乳房有个恶性肿块，她完全不动声色，自己安排到哥本哈根做个演讲，好悄悄地进行乳房切除手术，并在那儿的医院静养。之后，她再也没回到维也纳，而是去了苏黎世。很快地，赫姆也过去和她会合。那时赫姆已退休15年，老迈得几乎神志不清了，但他还是名列为纳粹的“通缉要犯”。赫姆从前有个同事因为贿赂而被起诉，后来因为赫姆的帮助才获救。然而，这个人后来却成了纳粹在罗马尼亚最残酷的刽子手，并公开宣布赫姆是个“危险人物”。安妮特的父亲，也就是那位陆军副元帅，几个星期前刚过世，于是安妮特利用自己父亲的护照，帮助赫姆出境，逃到瑞士。

就在那一年，赫姆和吉妮亚都撒手人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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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怀恩师（1）

我见识过许多一流老师的教学风采，也见过几个相当伟大的老师。然而，在教过我的老师当中，我认为一流的只有两位，也就是我小学四年级的老师——埃尔莎小姐和苏菲小姐。她们不仅称职，更是杰出的教师。然而，她们还是没有教会我该学的东西。

埃尔莎小姐是校长，也是我们的导师，每星期有6天，一天4小时都有她的课。我们星期六还是要上课，只是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