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部分(第1/4 页)

2002年故宫改由文化部直接管理。1950年2月，北平正式更名为北京，故宫被重新命名为“国立北京故宫博物院”。1951年6月，简称为“故宫博物院”。

建立新政权才几个月，中国新的领导人就开始着手拯救和赎买故宫的文物。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都亲自过问这件事，对馆藏的恢复和扩充十分关心。这样看来，即使在共产党的政权下，中国历史悠久的皇家宫殿和文化瑰宝依然被当做政治合法性的重要象征。

◎　早期的收获

新中国早期为恢复故宫馆藏所做的努力意义深远，特别是当时的新政权财政困难，缺乏必要的资金赎买流散到香港和国外的国宝。为了收回散失的国宝，人们竭尽所能，群策群力，采取了各种各样的方式，有机构组织的努力也有来自个人的贡献，有无偿捐赠也有重金赎买，既有国内人民的努力也包括海外人士的支持。

20世纪50年代初期，绝大部分珍宝从南京装船运到了北京故宫，最后在南京只留下了2211个箱子。因为南京是国民党统治时期的首都，再加上作为原来的中央博物馆，皇家收藏一度存放于此，所以南京博物馆被赋予“博物院”这个特殊的称谓。中国的博物馆里只有北京故宫博物院和台北故宫博物院才叫“博物院”，可见这个称谓的特殊性。1999年，故宫要求南京博物院归还剩下的2211箱文物，却遭到委婉的拒绝，他们以为自己毕竟已经精心收藏这些宝物长达半个多世纪，而故宫的文物又已经很多了。有记录表明，到2003年年底，还有装着几千件文物的834只箱子留在南京，主要是瓷器和装饰品。另外，据几个鉴定家称，从目前南京博物院皇家瓷器的布展情况来看，这最后一批箱子十有###已经开封了。

文化部新成立的文物局在文物回收工作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当时的文化部副部长郑振铎任文物局局长。文物局聘请了上海著名的书画鉴定家张珩（张葱玉），后者又请来了艺术鉴赏家徐邦达。此后，徐邦达在共和国时期的故宫历史上扮演重要角色，他在收回故宫遗失文物、恢复馆藏方面功绩卓著。

故宫专门成立了文物征集组来鉴定收回文物的真伪，还通过单位及文物组成员的个人关系，召集了一大批从事文物鉴定的艺术史家和训练有素的工作人员。征集组包括许多知名专家，他们被分为五个小组，对收回故宫的物品进行鉴定，开始重建故宫博物院的馆藏。这五个小组是：玉器（乔有声）、陶瓷（孙瀛洲和耿宝昌）、铜器（王文昶）、书画（王以坤和刘九庵）和碑帖（马子云）。故宫博物院院长吴仲超则负责监督新职工的招收工作。大概在1953年，从朝鲜战场回来的退伍军人被招进故宫，从事故宫的保卫和维修工作，他们中的许多人后来都被提拔为故宫的领导。此后复员军人占据领导岗位开始成为一种趋势，并一直延续至今。这一惯例形成的根源当然与美学无关，但反映了政府把博物院看作国家安全保卫对象的态度。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全中国只有两个机构由于党中央和国务院的行政命令而免遭红卫兵的冲击和破坏，这就是青海省罗布泊核实验基地和北京故宫。

为了收回故宫的散失文物，大家想了各种各样的办法，有时是中央政府出面提供帮助，有时要靠参与人员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

首先是政府发布征集文物的行政命令。命令一出，党、政、军机关，人民团体和事业单位，纷纷响应，将本单位收藏的物品登记造册，看其中是否有珍贵的文物。一旦发现就拨交故宫，由文物征集组进行鉴定。通过这种方法，故宫在政府和非政府部门共征集到了165061件文物。

徐邦达和文物局的工作是接收这些上交的文物，负责鉴别其真伪并将各件文物登记造册。他们通常在地处北京中心地带的北海公园的团城里做这项工作。　1992年采访徐邦达时，他谈到了建国初期故宫博物院征集艺术品的其他几种办法。在紫禁城一个门洞上没有暖气设备的小房子里，徐邦达和张葱玉对人们带来的数量多得惊人的书画进行鉴定，这些人都愿意用其艺术品换取迫切需要的现金。每天从早到晚，徐邦达的工作就是从这些文物中搜检出最好的部分，把价钱压低，获得上级领导的批准后付钱买下来。因为许多著名的收藏家不住在北京，徐邦达偶尔还需要到外地去。吴湖帆是上海有名的艺术收藏家，政府准许他在有生之年保留他的收藏，但去世后就以“捐赠”的名义将其悉数没收，转交上海博物馆。而上海大收藏家庞元济的###就只好将其收藏品卖给了上海博物馆和故宫博物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