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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乌孙

在西汉以前，乌孙也是河西地区的古老民族，其故国与月氏为邻，乌孙在西，月氏在东，约以今张掖为界［34］。因受月氏袭击，国破民亡，幸受匈奴庇护，得以保存基本力量和本族传统。后乘匈奴遣其守西部地区之机，远徙独立，并击走大月氏，入居伊犁河谷地区，成为中亚有影响的一个大部族。

乌孙与汉朝的关系，远比月氏密切。张骞出使乌孙时，曾以厚赂招之东归故地，共御匈奴，只因乌孙当时刚脱离匈奴统治不久，而且内部尚不稳定而未从命。但从此时开始便加强了与汉的政治、经济关系。乌孙以马千匹聘细君公主为右夫人，达成乌…汉联姻，表现双方在政治上有了共同的利害关系。汉遣细君公主时，曾“赐乘舆服御物，为备官属、宦官侍御数百人，赠送甚盛”，以后又“间岁遣使者持帷帐锦绣给遗焉”［35］。这不仅是政治交往，而且是经济、文化的交往。后来乌孙侍子久居长安，形成了臣属关系。这种联姻收效甚著，细君死后，汉复以解忧公主妻乌孙，更加巩固了汉朝在乌孙的影响。解忧曾命侍女冯持节使旁邻各国，所至广行赏赐，大受欢迎和尊重。《汉书·西域传》载，龟兹王绛宾娶解忧长女弟史，自以得汉外孙，自愿与弟史俱入朝，留居一年，得汉绮罗杂缯、奇珍物品，凡数千万。后来又多次入朝贡献，乐汉衣服制度。归国后，依汉法治宫廷制度，以至于外国胡人到此，皆以为龟兹效汉是“驴非驴，马非马”。这“非驴非马”之讥，历来传为笑谈，但实际上却表现了汉朝政治、经济、文化向西域迅速扩展这一事实。

乌孙与汉朝经营的另一个重要联系，是本始二年（公元前72年）乌孙与汉联合进攻匈奴，获大胜。远在北方的乌桓与丁令，也积极响应，发动夹击，使匈奴损失惨重，力量大为削弱，陷于分崩离析，完全丧失了对中亚地区的控制。此后，乌孙一跃而成为这一带最强盛的民族政权，它与汉朝的亲善关系，也在政治军事同盟中得到加强。本始二年之战，汉朝势力进入天山南北地区，又开展了屯田积谷，扩大了经济和文化的交流，从而导致了西域都护府的建立，对于确立中国在西部地区的政治统治，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乌孙西迁之后，成为一个混合型的部族。它击破大月氏，月氏主要部分南下入主巴克特里亚，但其中一部分未能迁走的月氏人，也就归随了乌孙。在此之前，月氏迁来此地，击走塞王，而塞种许多残留民众也汇入月氏部落之中。正因如此，《汉书·西域传》指出：“乌孙民有塞种、大月氏种。”这是一个被忽略了的、但十分重要的现象。中亚地区，游牧部族众多，迁徙无定，他们之间相互的兼容性是很强的。月氏从中国河西故地迁伊犁河域，发生过一次与塞种的混合，它再次迁往巴克特里亚后，又一次与当地民族（主要是希腊化土著和南下北方草原民族）混合，并且很快吸收了当地的许多文化特征，以至于后来建立的贵霜帝国，在许多方面表现出希腊的传统和风格，也显露出北印度的许多特色。“乌孙有塞种，大月氏”，这正是它与西方和北方其他民族进行接触交往的社会基础，也是西域汉道经由乌孙继续向西方和北方延伸的重要社会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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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8节：第3章两汉时期的西域社会与中西交通（7）

西汉末年（宣帝甘露三年解忧告老返回长安以后），乌孙内部发生纷争不和，但局限于其上层阶级，并未给汉朝对西域的统治带来影响。汉乌人民之间的关系也一直是友好的。迟至王莽时，乌孙大小昆弥还遣使贡献，关系密切。

东汉时，乌孙依然遣子入侍于洛阳。班超上疏中曰：“今拘弥、莎车、疏勒、月氏、乌孙、康居复愿归附，欲共并力破灭龟兹……”并赐乌孙“大小昆弥以下锦帛”［36］。乌孙与汉关系中断，是东汉末年政治衰败，政府无意西顾的结果。

乌孙在经济上的发展和成就，也为中西交通增加了新的内容。它的人口增殖很快。西迁时约十万口，经过几个发展阶段，百年间便达六十余万［37］。这说明它所采取的摆脱匈奴、归顺汉朝的基本政策，不仅在政治上顺应历史潮流，利于本民族的发展，而且在经济上也是成功的。它发挥自己畜牧业的优势，又积极引进中原先进的农业、手工业生产技术［38］，重视与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