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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史料有问题。阅读后退还稿本时，毛还特地给吴晗写了一信，着重谈到史学研究中的方法论问题：

辰伯先生：

两次晤谈，甚快。大著阅毕，兹奉还。此书用力甚勤，掘发甚广，给我启发不少，深为感谢。有些不成熟的意见，仅供参考，业已面告。此外尚有一点，即在方法问题上，先生似尚未完全接受历史唯物主义作为观察历史的方法论。倘若先生于这方面加力用一番功夫，将来成就不可限量。

谨致

革命的敬礼！

毛泽东

十一月二十四日

除信中提及的两次晤谈外，另据吴晗追记，同年12月还有一次长谈。毛当时提出：第一，彭（莹玉）的下落是消极的、道家的，称赞不当。第二，国家机器由军队、法庭、特务机构等组成，而不是由官僚机构和军队组成。第三，朱元璋由农民阶级转变为地主阶级，不是由个人的人性物欲决定的，团体利益决定个人利益。这次谈话产生了1954年的修订稿本，但未付梓，仅油印百余册征求意见。上述追记即用钢笔记在中国科学院图书馆馆藏的稿本上，吴晗同时以毛笔加注曰：

下面这一启札记是1948年12月间毛主席的当面指示，地点在河北平山县西柏坡毛主席的住处。谈话时间从下午6时到12时。主席指示的话很多，当时所记的仅仅是对于这一稿子的主要的话。吴晗追记。1954年4月1日。

由是可知，两人在西柏坡的晤谈，至少有三次。另据吴晗的妻姐袁溥之记述，毛还提出了这样的意见：“朱元璋是农民起义领袖，是应该肯定的，应该写的（得）好点，不要写的（得）那么坏。”（袁溥之：《忆吴晗同志二三事》，《北京盟讯》1981年第三期）直到1965年，作者才将最后一个修订稿本交付三联书店出版。“文革”结束后，北京出版社于1988年出版《吴晗文集》，收入了中国科学院图书馆馆藏的《朱元璋传》1954年油印稿本以及1965年三联书店版两个版本。

《朱元璋传》初版对传主有“三个伟大”的评价，即“最伟大的军事统帅”、“最伟大的政治家”及“伟大的民族英雄”，其中前两个还是“最伟大”。但在第二版中突出了朱元璋残暴嗜杀的性格，加上了“以屠杀著名的军事统帅”、“最阴险残酷的政治家”。吴晗在1965年版的自序中，也承认“以朱元璋影射蒋介石”。蒋的形象在抗战时期是“民族领袖”，战后竟演变成反民主的独裁者，作者对朱元璋先褒后贬，折射出知识分子对这位历史人物的情感变迁。

《朱元璋传》重版序言（2）

毛泽东对吴晗曾有“将来成就不可限量”的勖勉，吴晗1950年发表《我克服了“超阶级”观点》一文，也谈到伟大领袖的教诲：“特别指出彭和尚这一条，给了我极深刻的阶级教育，挖出我思想中的毒瘤，建立了我为人民服务的观点。”他诚恳接受毛泽东的批评，根据新发现的史料修改了对彭和尚的评价，在1954年版本中增加了让步政策论，1965年版本中又增加了中小地主阶级论，肯定朱元璋功大于过。评价确实是“写得好点”了，但似乎仍未领悟深意，辜负了领袖的期望。九个月后，作者即因1961年发表的历史剧《海瑞罢官》，稀里糊涂地成了“文化大革命”祭旗的头道牺牲。

以往学界对此书的批评，主要集中在“影射史学”上，兼有评及引用史料的粗疏之失。一个学者的政治倾向，影响到他的研究工作乃至对研究对象的历史评价，使吴晗成了中国历史学界“影射史学”的代表人物，其中既有其本人的原因，也有传统政治文化上的原因。身处一个泛政治化的时代，一旦成为这种“代表人物”，他的一切著述都可能被贴上“影射”的标签，而现实中的千古风流人物，也随时可能自动前来“对号入座”。

可能是出于文化上的不自信，当草莽枭雄或外族首领坐定龙廷时，不免对新归顺的士大夫阶层心存疑忌，生怕被这帮舞文弄墨的家伙愚弄。早年读此书，印象最深的是他引用明徐祯卿《翦胜野闻》中的一段轶闻：朱元璋外出私访入一破寺，见墙上画一布袋和尚，并有题诗一首，墨迹犹新，立即派人追捕作者，未获。其诗曰：

大千世界浩茫茫，收拾都将一袋藏。

毕竟有收还有放，放宽些子又何妨？

囊括江山创立明王朝的朱元璋，毕生紧抓权力从未“放宽”过，他通过特务政治和文字狱，屠戮功臣、知识分子和百姓，本是不争的事实；而《朱元璋传》解读雄猜之主自私的深心，可谓层层剥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