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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阀制度下的士大夫,有历史的传统,有庄园的经济基础,有包办选举的制度,甚至有依门第高下任官的成文法,有依族姓高下缔婚的风气,高门华阀由此种种便成为一个利害共同的集团,并且,公卿子弟熟习典章制度,治国(办例行公事)也非他们不可。在这诸多特殊情势之下,士大夫是和皇家共存的,只有双方合作才能两利。而且,皇帝人人可做,只要有强大的军力能夺取政权便行,士大夫却不然,寒人役门要成为士大夫,等于骆驼穿针孔,即使有皇帝手令强制,也还是办不到。何事非君?士大夫只要不损害他们的权益,可以侍候任何一姓的皇权。一个拥有大军的统帅,如得不到士大夫的支持,却绝对作不了皇帝。
考试制度代替了门阀制度,真正发挥作用是十世纪以后的事。
经过唐代前期则天大帝有意援用新人,任命进士作高官,打击世族。经过后期甘露之祸(太和九年,公元835年),白马之祸(天佑二年,公元905年)和藩镇的摧残,多数的著名家族被屠杀。经过长期的军阀混战,五代乱离,幸存的世族失去了庄园,流徒各地,到唐庄宗作皇,要选董朝廷典故的世族子弟作宰相都很不容易。宋太祖太宗只好扩大进士科名额(唐代每科平均不过三十人,宋代多至千人以至几千人),用进士来办事,名额宽,考取容易,平民出身的进士在数量上压倒了残存的世族,一发榜立刻作官。进士出身的官僚绅士和皇家的关系,正如伙计和老板,是雇用的而不是合股的。老板要买卖作得好,得靠伙计忠心卖力气,宋朝家法优礼士大夫就是这个道理。用宋朝人的话说是共治,著名的例子是文彦博和宋神宗的对话:
皇权的极峰(2)
文彦博:王安石胡乱主张,要改变法度。其实祖宗朝的法制就很好,不要胡改,以致失掉人心。
宋神宗:更改法制,对士大夫也许有些吃亏,可是,老百姓是喜欢的。
文彦博:这话不对,皇家是和士大夫治天下的,和老百姓何干?
宋神宗:就是士大夫也不全反对,也有人赞成改革的。
这是熙宁四年(公元1071年)三月间的事。
和前一时期不同的,前期的世族子弟有了庄园,才能中进士作官,再去扩大庄园。这时期呢?中进士作了官才能购置 庄园。名臣范仲淹年轻时吃冷粥,过穷苦日子,到作了大官就置苏州义庄,派儿子讨租子,得几船粮食,便是好例子。前一时期的世族,庄园是中进士的本钱,后一时期的官僚,庄园是作官的利息,意义上不相同,政治地位自然也不因之不同。
更应该注意的是印刷术发明了,得书比较容易,书籍的流通比较普遍。国立学校学生入学资格必须父祖曾作几品以上官的规定取消了,而且,还有许多私人创立的书院,知识和受教育的机会比较不为少数家族所囤积独占,平民参加考试的机会大大地增加了。读书成为作官的手段,“遗金满籝,不如教子一经。”念书,考进士,作官,发财:“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为帝王作仆服务:“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政府的提倡,社会的鼓励一,作官作绅士得从科举出身,竭一生的聪明才智去适应科举,“天下英雄入我轂中”,皇权由之巩固。官爵恩泽,都是皇帝所赐,士大夫以忠顺服从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二一》。换取皇家的恩宠。皇家是士大夫的衣食饭碗,非用全力支持不可。士大夫是皇家的管家干事,俸禄优厚,有福同享。前期的共存之局到此就变成共治之局了。君臣间的距离恰像店东和伙计,主佣间的恩意是密切照顾到的。
士大夫从共存到共治,由股东降作伙计,已经江河日下了。到明代,又猛然一跌,跌作卖身的奴隶,士大夫成为皇家的奴役了。
明初的士大夫,既不是像汉、魏世族那样有威势,又没有魏晋隋唐以来世族的庄园基础,中举作官得懂君主的窍,揣摩迎合,以君主的意志为意志,是非为是非,喜怒为喜怒,从办公事上分一点残羹冷炙,建立自己的基业。一有不是,便丧身破家,挨鞭子棍子是日常享受,充军作苦工是从宽发落,不但礼貌谈不上,连生命都时刻在死亡的威胁中。偶而也有被宠用的特务头子,虽然威风,可是在朱元璋的心目中,甚至口头上,只把这些人当恶狗,养着咬人。皇帝越威风,士大夫越下贱,反过来也可以说是士大夫越被制抑,皇帝就越尊贵,君臣的关系一变而为主奴。奴化教育所造成的新士大夫,体贴入微地逢迎阿谀,把皇权抬上了有史以来的极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