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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当·斯密剽窃司马迁？（1）

亚当·斯密剽窃司马迁？——与L　。杨格、盛洪等先生商榷

一些学者发出惊人之论：亚当·斯密　“看不见的手”的思想剽窃了中国古代司马迁的理论。然而，考证表明，“看不见的手”不大可能是亚当·斯密剽窃司马迁的，二人的思想并不雷同。剽窃之说，从何说起？

出生于爱尔兰、在香港中文大学执教的经济学者L。杨格在题为《市场之道：司马迁与看不见的手》（载《太平洋评论》，1996年第1卷第2期）的文章中，提出惊人之论：亚当·斯密的“看不

见的手”（invisible　hand）是剽窃了中国古代司马迁的理论。

在杨格看来，司马迁早在亚当·斯密之前就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提出了市场机制概念和“看不见的手”的等价隐喻：“若水之趋下”。司马迁说：“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是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这段话的意思是说，人力、物力都能得到充分的发挥和运用，人们的欲望都得到最好的满足，商品价格偏低时，就会导致需求增加，从而最终导致价格上涨；商品价格偏高时，需求减少，从而最终导致价格下跌。这样价格就可自发地对生产、供求和流通起着调节作用，就如同水往低处流一样，日夜都不会停止。不用召唤，财物就会顺时而至；不用强求，人们就会把它生产出来。这是“道之所符”（符合规律）和“自然之验”，不用什么“政教发征期会”（政令、征召、限期）就能自然而然实现的最好的结果。司马迁所说的“若水之趋下”的隐喻，非常像亚当·斯密所形容的“invisible　hand”的市场规律。不仅如此，杨格还推测，亚当·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之中心思想可能是直接来源于两位中国人。1766年，亚当·斯密到巴黎访问了著名的重农主义学派创始人杜尔阁。在这一访问期间，正值杜尔阁接待两位来自中国的学者，即高丽殊与杨德旺。杨格推测亚当·斯密直接从这两位中国学者或者经杜尔阁那里了解了司马迁的思想，从而受到启发，因为《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正是在此次访问10年后才出版的。

其实，在L。杨格之前，中外学术界已经发表过类似观点。如中国的经济学家盛洪在《现代经济学的中国渊源》（载《读书》，1994年第12期）、谈敏在《法国重农学派学说的中国渊源》（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中，均提到魁奈、斯密等受过中国先秦哲学的影响。中国台湾的学者侯家驹在《先秦儒家的自由主义经济思想》中也提到：魁奈的学生到过中国，带回去了中国的儒家思想，对魁奈的学说产生了重要影响。此外，费正清的《美国与中国》中提到魁奈号称“西方孔子”，还提到他的《中华帝国的专制制度》以及魁奈在书中对中国实行自然法的崇尚；日本经济学家桑田幸三也提出亚当·斯密的观点与司马迁观点相近的看法。

读到这样的观点，我不禁联想到若干年前关于《易经》的一些争论。一些学者说，莱布尼兹的二进制是因为看了中国的《易经》而发明的；一些人说，太阳系第八颗行星是中国学者刘子华根据《易经》的思想推算出来的，并精确计算出了运行轨道，等等。然而，这些说法后来都被科学界证伪了。说亚当·斯密剽窃司马迁，此观点是否像前述的两件事那样？我们需要考证。

总计起来，“看不见的手”在亚当·斯密的著作中出现过三次。第一次是在谈到早期宗教思想时，他幽默地写道：希腊神话中朱庇特“这只看不见的手”。第二次是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第四篇《论政治经济学体系》的第二章《论限制从外国输入国内能生产的货物》中，他写道：“在这场合，像在其他许多场合一样，他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也并不因为非出于本意，就对社会有害。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第三次是在《道德情操论》中，他写到：“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他们对生活必需品作出几乎同土地在平均分配给全体居民的情况下所能作出的一样的分配，从而不知不觉地增进了社会利益，并为不断增多的人口提供生活资料。”

“看不见的手”以及由其导致的秩序这种基本思想，不是亚当·斯密的首创。实际上，在17世纪配第和洛克的著作中，“看不见的手”这种思想已经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