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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差之毫厘，失之千里。”（《学术上的老人与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

历史当然是无法假设的，但客观地讲，林则徐并没有像张五常先生所说的那样愚蠢，那么的“失之千里”，尽管林则徐在当时不一定明白现在的货币理论。五常先生对林则徐的指责，同理论与实践相背离。

衡量一国贫富程度，按照现代的观点，一般是国内生产总值（GDP），而GDP是用本国货币衡量的。在主要货币为白银的清朝，白银的外流，从表面上看，对GDP没有什么影响，因为GDP指的是一年的总产出，白银只不过是衡量产出的尺度。我猜想，张五常先生就是从这个意义上讲的。但是，这只是从极短期限考虑问题。

白银大量外流的结果，直接造成了“银贵钱贱”的加剧。所谓“银贵钱贱”，是指作为货币的白银与铜钱的比价失衡，银价越来越高，铜钱越来越贬值。清政府规定，农民缴纳赋税，折银征收。农民和手工业者平时出售产品所得的均为铜钱。大量鸦片输入前，1两白银约合铜钱1000文。到了19世纪30年代，要1600多文铜钱才能折合1两白银。这样，假如说过去农民卖100斤粮食可缴纳税银1两，如今农民至少要卖160斤以上粮食才能缴纳税银1两。农民的实际负担无疑比以前大大增加了。中小商人在经营中也多是赚取铜钱，而缴纳赋税则需折合银两，无形之中负担增加了百分之五六十以上。

白银外流、银贵钱贱的另一个影响是：各地银两短缺，拖欠应该上缴国库银两的现象日趋严重，这又必然影响清政府的财政收入，以至于清政府有时支付军队粮饷也感到困难。进而，造成了市场萧条、工商业萎缩。

一定时期的社会购买力是有限的，手中的钱用来吸食鸦片的多了，用于购买其他物品的钱必然减少。林则徐经过社会调查后记载了如下的情况：苏州之南濠、湖北之汉口，皆商业比较发达之地，“近来各种货物销路皆疲，凡二三十年以前，某货有万金交易者，今只剩得半之数。问其一半售于何货，则一言以蔽之，曰鸦片烟而已矣”（《林则徐集·奏稿》（中册），中华书局，1965）。南濠、汉口如此，其他地方，特别是江南商业比较发达的地区，受到鸦片泛滥的影响应该说是很自然的事情。也就是说，白银大量流失，实际上抑制并减少了有效需求。而众所周知，被誉为“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之一”的凯恩斯，他的理论体系中，“有效需求”是枢纽性概念。他用这一概念去解释萧条，认为有效需求不足，是因为货币购买能力不足，并由此导致了萧条。

白银外流导致通货紧缩与经济衰退，也就是说GDP缩减了。显然，我们可以说，“银两外流会穷国”，这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无可挑剔。

在银两是主要货币的制度下，出现经济衰退后，五常先生认为可以用“改变货币制度”的措施避免，但翻遍了五常先生的全文，我没见到下文：货币制度到底该如何改变？我的看法是，改变币制，在当时有两种途径：一是废除白银作为主要货币的制度，改为纸币；二是还是以银为主要货币，但采取贬值的办法（这是美国货币主义的观点），或者改货币地租为实物地租（唐朝韩愈的观点）。

前一种做法显然是行不通的，因为，在国际金融制度得到高度发达以前，对外贸易发生入超（对外支出大于收入）的国家，必须用现金来弥补这个差额，而国际收支的主要部分是进出口货物的价值。各个贸易商是进行买卖货物为自己牟利。从进口货物获利的可能性，取决于国内外对外国货物的需求，从出口货获利的可能性则取决于国外市场上国产货的价格。将一个国家在一年中的全部交易进行总计，我们会发觉，进口货和出口货的价值大部分会互相抵消掉，但是没有一个机构使它们恰好相等。当全部进口商欠国外卖主的钱大于出口商从国外买主挣得的钱时，就整个国家来说，产生一个付款大于进款的相应超过额。国际间唯一可以接受的现金形式是金银，因此，“国库空虚”，白银外流，乃是贸易收支出现赤字的征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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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则徐“愚蠢”吗？（2）

再看第二种办法。按照现代货币主义学派的观点，这其实是最有效的措施。但是，在白银为主要货币的时代，以及当时清朝的情况，货币政策面临两难处境。如果在货币贬值的同时实行实物地租，将缓解白银短缺的危机，对农民利益也将做出较大程度的维护，有可能使经济走出通货紧缩的境地。但是，鸦片贸易不禁止，这种政策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作用。因为，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