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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论据，五常先生列举了四个“反对反托拉斯”的“案例专家”。限于精力，我只验证一个。史德拉，就是1982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乔治·J。施蒂格勒（George　J。　Stigler）。施蒂格勒在美国《法学与经济学》杂志1966年第9期发表了题为《反托拉斯法的经济效用》（参见《施蒂格勒论文精粹》，商务印书馆，1999）。该文只是检验反托拉斯法的经济效用（economic　effects），而不是反对反托拉斯法。施蒂格勒的分析结论为：反托拉斯法对有效的共谋比对那些为了进行一些无关痛痒的贸易联合行动而结成的效果较差的共谋，更能发挥效用。可见，五常先生所说的“一致地反对反托拉斯（反垄断）法律”，是不确切的，至少在施蒂格勒这里通不过检验。

第二个论据，我同意五常先生所说的“香港从来没有反垄断的法例”。但是，香港的例子可以作为证据吗？不可以。谁都知道，以前，香港是英国的殖民地；1997年香港回归之后，只是一个特别行政区。也就是说，回归中国之前，香港在法律体系上适用英国法律体系，因此香港在法律地位上不过是弹丸之地。既然英国有反垄断法，何必在其治下的小块的殖民地上再另起炉灶搞反垄断法？如果出现了垄断，就可以直接适用英国的法律解决。再说了，这么小的地方，有专门出台一部反垄断法的必要吗？

第三个论据，说美国的反垄断法“模糊不清”，对于法学外行而言，似乎可以这样认为；说“美国的反垄断法例是完全没有法律的”，是“乱来”，则毫无道理可言。翻看法学方面的著作，譬如钱弘道撰写的《英美法讲座》（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很容易搞明白这个问题。

即使不看法学著作，在经济学领域，也有不少文献介绍美国的反托拉斯法。根据林平先生的介绍（参见《美国反托拉斯法的主要内容及最新进展》），美国的反托拉斯法律并没有明确阐明反托拉斯的目标，它们只是规定非法行为的范围。从这一点看，五常先生的“模糊”之说，似乎有点道理。但是，美国在反托拉斯方面有谢尔曼法（1890年）、联邦贸易委员会法（1914年）、克雷顿法（1914年）、鲁宾逊…帕特曼法（1936年）、塞勒…基福弗法（1950年）等，怎么能够说美国的反托拉斯法“没有法律”，是“乱来”？

我觉得，在五常先生眼中，美国的反垄断法之所以看起来“模糊不清”，是因为五常先生并不清楚美国适用的主要是判例法。当今世界上，主要有两###系：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大陆法系是以罗马法为基础而发展起来的法律的总称。在这种法律体系下，法官判案只依据制定法，法院的判例、法理等没有法律效力。英美法系，是以英国自中世纪以来的法律，特别是以它的普通法为基础发展起来的法律的总称。普通法的表现形式是判例法。判例法的主要特征是遵循先例，即法官判案的时候遵循先例，其判决即为下一个案件的先例。如果没有先例，法官可以创造先例。判例由事实、判决依据和附带说明三部分构成。当然，在遵循先例的过程中，必须使用“区别技术”，因为没有两个完全一样的案件。在判例法制度下，从宏观上看，遵循先例原则一方面使法官创造法律有一个循规蹈矩的尺度，限制了法官的随意性，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了法的连续性与稳定性，从而维持了法律的权威与严肃；另一方面“区别技术”的应用与发挥，又使得社会的新的价值观念和法律观念不断输入到判决中，造就了新的法律概念和思想，使法律具有了适时性而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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捆绑销售、垄断及其他（2）

第四个论据，讨论的是捆绑销售问题。五常先生说“在完全没有反垄断法例的香港，任何捆绑可以自由使用，捆绑销售的现象并不比美国多。”朱锡庆先生也赞成这个观点（见《有场景的经济学》“自序”第4页，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年）。我在前文已经讨论过，香港的情况绝对不能当作论据，因为，它是弹丸之地，以前是殖民地，现在是中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

先分析这个论据：“电脑与纸卡的捆绑销售，我认为正确的解释是一种保养合约的选择。”为什么说是“保养合约”？五常的解释是，“当时是电脑初期，顾客对其正常运作没有信心，万国商业机器要提供维修保养才可以有效地推销。像好些新出的机械用品一样，万国不准电脑租客聘请外人维修。外间的市场当时没有专业维修电脑的人才，而电脑中有些秘密不想让外人知道。只租不卖，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