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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提出拟去青海访马步芳时，朱绍良就表示不赞成，谈话无结果而散。他每天派便衣监视我，活动受到限制。我住在兰州普通的旅馆里，既不能去青海，又不能在兰州活动，很讨厌。但也还建立了些关系。这不是过去就有来往的关系，而是知道来了代表青海督办的人，主动到旅馆来找我的。有一个回族青年马仁山，他是马步芳部队的少将参议，北京大学毕业生，回族当中的知识分子。这个人可以和回族上层来往，他家就住在兰州。这些人朱绍良也不敢动他。与马仁山见面后，我就体会到，他一方面反蒋，同时对马步芳、马步青等回族实力派很不满意。他希望孙殿英部真能进甘肃到青海，希望利用这个力量有点活动。虽然有朱绍良的监视，我与他也还见过几面，我请他到包头参加孙部进西北活动，以后这个人就到了孙殿英部队。关于他到孙部的事，我以后再说。另外找我的还有个三十几岁的壮年人，这种人也在争取之列，我说他先来孙部也可以，等孙进去以后来也行。这些人与当地都有关系，有些活动力量。

我在兰州顶多住了三五天，还是坐欧亚航空公司的飞机回的西安。在西安我也没有多停，孙蔚如不在西安，我也不打算再见杨虎城。在西安又遇到旧友陈子坚、杨的高级参议杜斌丞，他们都是主张反蒋的人士，都赞成孙殿英部队进西北。

福建反蒋是在张家口抗日同盟军失败之后，到1933年的11月，十九路军才宣布成立福建人民政府，反蒋抗日的。就等于宣布了与蒋的冲突开始。福建反蒋政府成立之前，孙的部队已集中到包头附近，准备配合福建的行动。十九路军宣布反蒋同时，孙开始进攻宁夏，我回去正遇上这个时机。我从甘肃出来，孙的第九军团司令部也到了包头，我在西安未多停留，即赶回包头跟孙见了面。这时，他正紧张地准备部队从包头向宁夏进军。西北方面，包头、宁夏，平绥路一过大同向西，人烟很少。包头人口稍多，但向包头以西，武源、临河就很荒凉。武源以西有很长的路，差不多有几百里没有人烟，走路的人得按站（约几十里一站）走，过站就没法住宿，到站也只有很简单的大车店。越往西骆驼越多，这一带的部队要带帐篷，每人都有一种老羊皮大衣，白天穿，晚上盖，还得有顶皮帽子。大部队行动，军需供应很不简单。

在包头的部队人数很多，李锡九也跟着部队到了包头。因李年事已高，孙本人？？不要他随军长途行军的，劝他留在后方，但李老先生壮志未已，还是跟部队一起走。

进军宁夏前夕，孙殿英接到福建将成立人民政府的电信，这是宣布抗日反蒋的信号。孙即要我代表他立即去福建与人民政府建立联系。他一方面叫我走，另一方面叫部队向宁夏出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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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平搜集情报，策动反蒋（1）

我回北平已是1934年春天。1935年上半年，彭文的母亲去世，我跟彭文回她老家湖南岳阳去吊唁老人，不久即回到北平。从1932年2月到北平，直到1937年抗战开始，我便常住在北平，这期间我住在北京图书馆后西安门内养蜂夹道、勤良巷一号的时间最久，开始也住过鞑子营和南长街，但时间不长。公安局登记的名字是化名金注东。几年的生活主要是靠彭文在两级女子中学教书来维持，有时组织上也稍有接济。

这时，北方各地的抗日反蒋活动仍没有停止。直到1934年，蒋介石的势力虽然发展到潼关以外，又在河北设了行营，但山东是韩复榘的，河北是宋哲元的。宋、韩都脱离了冯玉祥，但还不是蒋的嫡系，蒋的嫡系还没有占领黄河以北。当时日本帝国主义正在加紧其侵略步伐，华北危机，国难日深，人民普遍反对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寄希望于中国共产党和北上抗日的红军。

在上海，我的关系属情报部门。上海？？负责人是刘子华（一度到了法国或德国，解放后任北京房地产管理局局长，现已故去）。1934年夏秋间，我再到上海，见面的已？？不是刘子华、胡老八，这次是见到了王世英（后来的中央监委），这是第一次和他见面，当时他化名老陈。这次与我同到上海的有武志平，非党员，因为它在孙蔚如部队曾代表孙蔚如到川北和红四方面军联系，因此带他到上海和组织谈谈，？？向王世英介绍后，王世英也和他见了面。由于上海的环境太坏，到1934年下半年底或1935年上半年，机关迁到天津，成立了北方联络局（前身是上海中央情报处，是中央军委的派出机关），负责人是王世英。1935年他到了北平我的家里，他告诉我以后关系转到天津，由他联系，从此关系属于天津北方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