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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葛亮的形象虚高给他自己也带来了很大的压力。他既要做管仲去治理国家，又要做乐毅去统兵打仗。由于精力有限，结果这两样都没怎么做好。

诸葛亮的老对手司马懿，是一个不喜欢做秀的人。不仅如此，他还总夸诸葛亮是“天下之奇才。”常叹曰：“孔明之才，吾不如也！”总之，他把表面上的风光全都让给了诸葛亮，但打起仗来却毫不含糊。

司马懿抬高诸葛亮的水平，是为了减轻自己的压力。这样即使自己偶有失败，也容易得到别人的谅解。诸葛亮与司马懿正好相反，他总是吹自己才高八斗，天下第一，所以他所承受的压力更大，也就更经不住失败的打击。后来，诸葛亮动不动就口吐鲜血，昏倒在地，这都与他自己过度做秀而给自己造成的心理负担有关。

断了退路的做秀者

有人说，中国人是一个内敛而谦虚的民族。这话不完全对。在某个时期，中国人是非常张扬的。拿魏晋时期的“竹林七贤”来说，他们看似不羡仕途，坚决与官僚划清界限。但他们却奇装异服，故意做出一幅放荡不羁的样子，有时还驴鸣长啸。他们不是真正的隐士，因为别人随时还能找到他们。当然即使你找到他们，他们也未必和你合作。他们会羞辱前来拜见自己的客人：“天地是我的房屋，房屋是我的衣服，你走进我的屋子，就是钻进了我的裤裆。”

“竹林七贤”的行为就是做秀，是为了引起别人的重视。七贤之中，有的果然受到政府重视，而封以官位。有的则惹怒了当权者，引来牢狱之灾和杀身之祸。可见，做秀也要恰到好处，要善于顺台阶下。否则就会把自己逼到绝路上。

魏晋之后，文人中的做秀者少了，因为害怕政府迫害。但皇帝中的做秀者多了。

唐玄宗李隆基，励精图治，开创了开元盛世。在走向浮华和迷恋女色的同时，他开始了自己的个人做秀，专心于书法和音乐的研究。他是唐代隶书代表人物，现存作品有立于西安碑林的书刻《石台孝经》和刻于泰山之上的《纪泰山铭》。李隆基在音乐方面有很深的造诣，唐代著名的歌舞大曲《霓裳羽衣曲》就是他的杰作，代表了我国古代音乐史上歌舞音乐的最高水平，是流传千古的不朽佳作。只可惜他只顾得做秀而耽误了国事，给安禄山造成了可乘之机。安史之乱突然爆发，“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李隆基的好日子就此结束。

南唐后主李煜，也是一边做秀，一边享受奢靡生活。他工书法，善绘画，精音律，诗和文均有一定造诣，尤以词的成就最高。过度做秀自然会影响治国大计，所以他很快作了赵匡胤的俘虏。投降以后的李煜，更加词情大发，写了不少流传后世的词。不过这些词大都在表达对亡国的深痛，对往事的追忆。所以引起了宋太宗的不满，派人把李煜毒死了。

宋徵宗赵佶，也是一个会做秀的主。在书法上，他所创“瘦金体”在书法史上独树一帜，成为历代楷模；在绘画上，山水、人物均有涉猎，尤其擅花鸟画。他勤于创作，被后世公认为承前启后的“大家”。只可惜这个做秀高手命运悲惨，被金人掳到天寒地冻的北方去了。

明朝的天启皇帝朱由校，处理国家大事时糊里糊涂，但有一手极好的木工活。他好造漆器、砚床、梳匣等精巧器具，尤在雕刻上见工夫，作品施以五彩，精致妙丽，出人意表。做秀的皇帝不愿意治理朝政，于是把大权交给宦官手上，使得明朝江山日落西山。在他死后，崇祯继位，接过来的已经是一个无法收拾的烂摊子了。

企业家形象虚高的惨重代价

企业家，本是经济社会中最直接的逐利者，其目的就是获取最大的利润。但有时候我们会忽略这一点，不小心就为他们戴上了“英雄”和“精英”的帽子。而这些企业家也乐得享受“明星”般的待遇，他们所领导的公司也被人们寄予了厚望。殊不知，在企业家形象虚高的背后，企业的经营风险也正与日俱增。终有一天，企业家会像诸葛亮一样，为自己的“形象透支”而付出巨大代价。

一度被称作为中国首富的南德集团前主席牟其中，曾经以与苏俄“联合投资、研制、发射”卫星；用货易货的方式置换苏俄客机而轰动商界。“牟其中现象”被学术界作为专题研究，“南德文化”被无数企业奉为商战秘籍。牟其中成为了中国“一代儒商”的佼佼者，不仅两次登上“世界经济论坛”，也成为各大学争相礼聘的客座教授。然而，牟其中的豪迈多有华而不实之嫌，如“华尔街办银行”、“中美俄放卫星”、“再造北方香港”、“炸开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