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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教授病了，病得越来越重，开始他还能勉强上班，不过上班再也不进实验室了。在学校里他逢人就一遍又一遍重复着　“一定要看文献”“不追踪文献害人啦”这样的话。后来严教授病休回家了，听说他得了癌症。袁荣发一直不敢去看望严教授，应为他知道，正是他的日语翻译让严教授花残玉损，一蹶不振，他害怕他的出现会让严教授更加痛苦。直到严教授因为晚期胃癌去世，袁荣发才鼓起勇气去追悼会上见严教授最后一面。在追悼会上，伴着哀乐的沉痛，袁荣发觉得自己是一个罪人，他恨自己为什么要学日语，要去接待那个狗屁山本教授。此时他的心里也隐隐对那个山本一郎心存愤恨，心想如果下次有机会再接待他，一定要让他吃吃苦头。

从此之后，袁荣发把与日语有关的书籍资料全部统统收了起来，至于山本教授让他研究的项目也没有继续进行下去。袁荣发变得越发的沉闷，好像四季的变化，环境的转变对他没有影响，他可以在冬天穿着单衣，在夏天套着长衫。但是他心中的信念没有变，他仍然没有忘记对那个宿管科副科长的承诺。袁荣发依然认真的工作，认真到执着，在各种会议上他不再那么莽撞的发言了，对于领导安排的工作他总是能安全，圆满甚至有些创造性的完成。领导认为袁荣发经过几年的磨练变得谨小慎微了，从他的穿着就可以看出来，时时把自己放在一个安全的环境中，不斗风霜不战傲雪，这跟中医的理念吻合，领导认为这个年轻人完全融入了学校的文化和气氛中了。没有过几年，系里的黄老主任退居二线了，经黄老主任的提携，袁荣发被提拔成药学系副主任，主持日常工作，正科级待遇。　电子书　分享网站

文从流二十四　校长助理6

袁荣发当官了，正科级。他从来没有想过自己被提拔的那么快，因为他当时只是一个讲师。在大学里一直有一个非常经典的争论，到底是先有级别还是先有职称？说通俗一点，就是先做官还是先评教授，在大学这个特殊的政治环境中，有人先做了教授再当上处长，这称为“教授处长”，也有人先坐上处长后评上教授，这被称作“处长教授”。前者在学术上小有成就，学则优就走上了仕途，往往这些人走上领导岗位都带着学者的气息。而后者是善于做官，官运亨通的时候要用一些专业的头衔给自己的官位提提神，舔舔彩，于是弄个教授学者的帽子，好让为以后的仕途添些砝码。

袁荣发既不属于“教授处长”也不是“处长教授”，因为他只是一个具有科长级别的讲师。他没有因为自己是讲师而得到什么实惠，但是却因为自己是正科级而享受到很多待遇，房子解决了，是单位分的福利房。自己的工资级别也是随着正科级的待遇而提升。更重要的是他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尊重，这些尊重来自于领导，同事还有学生。领导会直呼他的级别，叫他“袁科”，同事则非常客气得称呼他“袁副主任”，而学生则非常热情大方得喊他“袁主任”。袁荣发觉得这一切来的太快了，他觉得走上仕途是那么幸福。

走上仕途的袁荣发经历过一段甜蜜期之后，突然觉得有些失落，这个失落来源于他的职称，虽然现在坐在领导岗位上，可是自己的职称好像与自己的地位还不相称，显得门不当户不对。袁荣发感到很有必要把自己的职称提升个半级，评上副教授，他觉得自己评上副教授应该不是太困难，毕竟自己是一个正科级领导，弄一个副的教授当当也在情理之中。教授虽然是副的，但已经列入高级职称的战斗序列了。

学校有自评副教授的权利，学校有一个高级职称评审委员会，评审委员都是学校一些德高望重的老教授，老专家。在全国的学术界都有一定的威望，也就是说评审委员会是一个纯学术的机构，但不代表没有一个所谓的官员参与其中。评审委员会的主席自然是校长，不过主席只有投一票的权利。

这年，袁荣发够上了评副教授的年限，他把自己的材料悉心准备了一番，在申报材料中，他着重体现了他药学系副主任正科级的领导地位。不过在评审过程中，袁荣发在第一轮就被淘汰。这让他很吃惊，吃惊的不仅仅是他，还有他的同事，领导。他们觉得一个主持系全面工作的副主任不至于连评审第一轮没有过。袁荣发不服气，他决定申诉。申诉意味着他要挑战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