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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1）

新闻是历史的初稿。我从事新闻工作，有时却不太醉心热的新闻，反而迷恋冷的历史。这两年来，我是一个“旧闻”记者，沐浴在春风里，幸福地访问着文化界的前辈们。本书记录的是历史长河中的留声。

时间真是奇妙，有时很快，有时很慢，尽在人心间。前辈常会感慨新时代的健忘。唐德刚1970年访台时，蒙林语堂盛情召宴，至大酒店时问总招待：“林语堂先生请客的桌子在哪里？”对方大声反问：“林语堂是哪家公司的？！”沈君山1999年住院时，杨振宁前往探病，被门房小姐挡了驾，一番周折后才能进去。杨振宁坦然告诉沈君山，以前他和某歌星同机，下机后歌星前呼后拥坐加长轿车而去，他的场面虽然冷清些，也有加长轿车来接，同机旅客乃耳语相问：“杨振宁是唱什么歌的？”历史还算公正，时至今日，林语堂开的文化公司还没有倒闭，而杨振宁新唱的忘年情歌也家喻户晓。正是抱着对历史长河淘尽风流人物的信心，我才敢坦然前行，为前辈们留下回忆。

访谈是件苦差事，事后回忆起来却总是甜蜜的。几乎每一场访谈都让我想起年少时考试的情景，访谈前苦做功课，访谈时谈笑风生，访谈后细心整理，从始至终都如履薄冰。每次见受访者前，我总恨不得把相关的资料都找到，力求如傅斯年所言：“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到了和受访者面对面时，我总提醒自己：忘记那一堆繁杂的资料，只选几个最感兴趣的问题。笑谈之中，相激相荡，自然会碰撞出意想不到的火花。我是一个好奇爱问的年轻人，在前辈面前，又时时克制自己：只做一个真诚的聆听者，尽可能用最简洁的问题，引出最详尽的答案。我自认是沈昌文的“粉丝”，努力向他学习与大文化人“谈情说爱”的本领。沈昌文自称是“小文化人”，那么，我就是“小小文化人”：“胸无成竹，事无定见，学无定说，不受一宗一派拘束，更无一恩一怨羁绊。”访谈时如同一个空杯，尽量从大文化人的智慧中汲取陈年醇酒。

回忆是靠不住的。如果有朋友问我：“你记录的访谈内容真的可靠吗？”我会很负责任地回答：“不一定可靠。”我年方而立时回忆起少年时代的事情就常常不准确，推己及人，怎么能苛求我爷爷的同代人在笑谈风云时如背史书呢？我常想，《史记》为“史家之绝唱”，难道其所记之事就全在历史上真实发生过吗？我不止一次发现，受访者面对我说的话，与其亲笔所写的文章或所作的其他访谈，内容并非一致。黄苗子和郁风夫妇、杨宪益和杨苡兄妹、黄永玉和黄永厚兄弟回忆起共同经历的事情就有出入。亲人尚且如此，朋友之间的回忆更有诸多版本。我喜欢这种多元，历史如果只有一个版本就不好玩了。我不大相信所谓的绝对权威与标准答案，一家之言需要众多旁证，心存疑问的求证往往更能走近真相。我乐于尽我所能记录下每位前辈的一家之言，为历史留一个存疑的版本。

胡适当年深感中国传记文学缺失，到处劝他的老辈朋友赤裸裸地记载他们的生活，给史家做材料，给文学开生路。当我做了这么多访谈之后，再看最可圈点的“赤裸裸”一词，不免感叹其难度之大，几乎无法完成。且不论遮丑的自传衣不蔽体，也不说美化的传记涂脂抹粉，即使是一位真诚的老人，在经历大半生风云变幻之后，一心想准确无误地回忆历史，又如何克服心理和生理的种种局限呢？陈寅恪说对历史要有“了解之同情”，钱穆则说对历史需保持“温情与敬意”，可谓深知史海之浩瀚与人生之无奈。

我乐此不疲地访问大文化人，源于好奇，也抱敬意，了解之后渐懂同情，更深一步就想让自己进入这一代人的历史世界。我的访问对象多是深受五四文化影响的一代，胡适称五四运动为“中国文艺复兴运动”，那我就一厢情愿地称他们为“中国文艺复兴人”吧。这一代人成长在传统文化尚未人为断裂的时代，国学根基深厚，而其中又有不少人留学海外，经受欧风美雨洗礼。不管身在何处，他们的心灵总在高处相逢，为民主科学的思想播一粒种子，为千锤百炼的中文留一点尊严，为浮躁骚动的人心写一片空灵，真是足以复兴中国文艺的一代。然而，晚清以来，中国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此后时局的变化常常出人意表。国家多难，民生多艰，美梦多碎，变局之中，但见有人迷惘，有人痛苦，有人超然，唯无数知识人的爱国之心从未改变。许倬云认为，“变”是人类历史上最不变的“常态”，通古今之变后关怀的是全人类与个人的尊严，使我如醍醐灌顶。处在瞬息万变的新时代，我丝毫不敢取笑前辈们在其历史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