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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怀宇 你跟你的上司侯外庐接触多吗？

何兆武 接触多，因为他就是我们研究室的主任，直接领导我们。他有点书呆子气，他是马克思主义者，什么都要找马克思的原典，政治有时候不是凭原典的，是凭当时的需要，所以他有时候赶不上政治的步伐。

李怀宇 你在历史研究所的时候就开始搞翻译了吗？

何兆武 对。搞翻译算起来是资本主义的自留地，说是要割掉资本主义的尾巴，所以不鼓励个人去搞什么。今天你可以干一些自己想干的工作，那时候不可能。

李怀宇 后来上面让你去翻译罗素的《西方哲学史》？

何兆武 当时我不知道这是上边交的任务。毛泽东、周恩来联名请罗素到中国来访问，罗素同意了，可是一直身体不好，就把他的《西方哲学史》送给毛泽东。当时商务印书馆找我来翻译这本书，我还不知道这是上边交的任务。“文革”的时候说我这是“为中国复辟资本主义招魂”，因为罗素是资产阶级。幸亏那时候我也不知道这个书是毛泽东交给译的，我想给我这个帽子的人也不知道，如果知道的话，那他也是反毛泽东了。

李怀宇 1966年“文革”爆发时，你在北京看到的情景是什么样的？

何兆武 天下大乱，看到的每一个场面都是惊心动魄的。1966年的冬天，我那时候住在城里，红卫兵押着彭德怀去游街，那时候彭德怀很老了。北京冬天刮风，非常冷的，把他五花大绑，也不戴帽子，头发乱的。我看了，我觉得不应该这么做，他如果有罪的话，应该经过正式的程序判他的罪，对一个老人不能这样呀，就是对一个年轻人也不能这样呀。我是看不惯。

李怀宇 你所在的研究所呢？

何兆武 也是这样。侯外庐也是“三反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

李怀宇 “文革”时你自己的处境怎么样？

何兆武 我有两条罪名，一条是“为中国复辟资本主义招魂”，一条是“恶毒地攻击我们敬爱的江青同志”。

李怀宇 怎么攻击的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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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兆武：兴之所至自由读书（5）

何兆武 我不太喜欢样板戏。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爱好，我觉得京剧是古典的剧种，古典的剧种要穿起那套古装的衣服载歌载舞，穿现代的衣服在台上载歌载舞就觉得不是味儿。这就构成了“恶毒地攻击我们敬爱的江青同志”。我成了“现行反革命分子”。

李怀宇 成为“现行反革命分子”之后，怎么处理你？

何兆武 关到牛棚里。那时候还好，因为牛棚里的人多，所以也不觉得寂寞（大笑）。我们历史所里，年纪大点的在旧社会成长或工作过的是“牛鬼蛇神”，大概有三分之一，后来年轻人变成“5·16反革命集团”的又有三分之一，革命群众也有三分之一。“老反革命”和“新反革命”加起来占多数，革命群众占少数。

李怀宇 你的同学汪曾祺就是去写样板戏的。

何兆武 对，好像是他最后统的。我问他：“你还懂京戏哪？”他说：“不懂。”我说：“不懂京戏怎么能写剧本哪？”他说：“写剧本跟不懂京戏没关系。”

李怀宇 后来也有人拿他写样板戏这一点来诟病他。

何兆武 不是，这东西是上边给你的任务，你非得干不可啊！我们那时候劳动，拆西直门，西直门是元代的城门，八百年来首都的城门给它拆掉了，那我们也得去拆。

李怀宇 梁思成曾对拆城墙痛心疾首。

何兆武 我不赞成拆，可是上面要你去拆，你就得去拆。

李怀宇 在“文革”十年当中，你还有没有条件看书？

何兆武 “文革”的前两年，我是任何组织都不参加，因为太混乱了，我看不出谁是革命分子，谁是反革命分子，就在家里，那倒是确实看了点书。后来关进牛棚了，就没法看书，到了“文革”后期，又可以看书了。

1986年后，何兆武任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曾兼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访问教授和德国马堡大学客座教授。近二十年来，何兆武在译介西方史学、哲学思想方面不遗余力，与其对西方思想史的研究相辅相成。

李怀宇 1986年后怎么到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来了？

何兆武 50年代院系调整的时候，清华大学的文科没了，“文革”结束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