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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样死于穷困。单四嫂子的儿子，与其说被病魔吃掉，无宁说被一个无爱的人间所吃。革命者夏瑜死后，他的血被做成人血馒头。正如《即小见大》的一篇短文所说的，“凡有牺牲在祭坛前沥血之后，所留给大家的，实在只有‘散胙’这一件事了。”阿Q是死于枪毙的，这个流浪汉，至死也不知道自己是如何死法，而看客却嫌枪毙不如砍头的好看。《狂人日记》、《白光》用的是表现主义，意识流的方法，《孔乙己》是典型的契诃夫式写法，《明天》相当散文化，可以说是一支忧怨的弦乐，《药》是写实和象征并用的，结尾上坟的一段是一幕哑剧，刻画如同版画一般明细，却极有意味。至于《阿Q正传》，它的结构的丰富性，简直无从概括，既有忠实的历史画面，又有精到的心理分析；既是讽刺喜剧，又是彻头彻尾的悲剧。神话《补天》也是写吃，伟大的女娲死后，禁军就在她的肚皮上扎寨，自称是惟一的嫡派。小品《兔和猫》和《鸭的喜剧》写的仍然是吃，“一味收拾幼者弱者”。总之，这些小说所写的都是可敬畏的生命的遭遇，我们所在的世界，充满了血腥，死亡，恐怖和阴影。 《社戏》的色调在鲁迅的小说中，几乎是独有的明丽。大约这正如一位日本论者所说，因为他写到了月光与少年。“我想月光是东洋文学在世界上传统的光，少年是鲁迅本国里的将来的惟一希望。”佐藤春夫写道，“假若说月光是鲁迅的传统的爱，那末少年便是对于将来的希望与爱。”然而，在另一个写及农村的短篇《故乡》里，这种和谐的诗意消失了。少年的闰土变做了“木偶人”，在他的头顶，不再有金黄的圆月的朗照。在这里，爱变做了“厚障壁”，希望也变得十分茫远，正如小说的结尾所说：“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返回目录＇   txt小说上传分享
铁屋子里的呐喊（2）
散漫在中国大地上的贫困愚昧的农民，以及凝聚这一切——他们的悲苦与反抗，过去与未来的一场刚刚逝去的革命，占据了鲁迅的记忆。至少，与辛亥革命及其后政治生活相关的小说便有多篇，其中最著名的是《阿Q正传》。革命，在阿Q那里就是造反，从一无所有到占有一切，从秀才娘子的宁式床到吴妈之类，未庄人都是他的俘虏。实际上，革命党进城以后并没有什么异样。“知县大老爷还是原官，不过改称了什么，而且举人老爷也做了什么——这些名目，未庄人都说不明白——官，带兵的也还是先前的老把总。”无论对于社会还是个人，革命都不是本来意义上的革命。阿Q的“精神胜利法”是有名的。精神胜利，首次意味着否认事实，掩盖缺陷，譬如头上长着癞疮疤，便讳说“癞”以及一切近于“赖”的音，后来连“光”也讳，“亮”也讳，甚至连“灯”“烛”都讳了。又如被人打败了，便说是“儿子打老子”，采取不承认主义。由于以一种自我欺骗的态度对待实存，因此不可能深入问题的本质，只能永远停留在表层，生活在大量假像中间，而以一种喜剧的态度上演悲剧。阿Q在枪毙前画押的一节写道： 阿Q要画圆圈了，那手捏着笔却只是抖。于是那人替他将纸铺在地上，阿Q伏下去，使尽了平生的力画圆圈。他生怕被人笑话，立志要画得圆，但这可恶的笔不但很沉重，并且不听话，刚刚一抖一抖的几乎要合缝，却又向外一耸，画成瓜子模样了。 懵懵懂懂地活着，懵懵懂懂地死掉。革命是无济于事的，因为根本不可能进入他的血肉。阿Q既不能进入自身，也不可能进入社群；既不了解自己作为无权者的权利，没有自觉的政治诉求，更不可能联合众多的无权者去争取这种权利。可以说，中国没有本来意义上的个人主义，也没有真正的集体主义。所谓中国社会，实际上是众多孤立的阿Q的集合物，是只有专制政治的强制力而没有凝聚力的。阿Q以精神胜利而游离于社会现实之外，因而将永远无法改变这现实。阿Q的形象是写实的，又是寓言的，其荒诞的存在只有某种虚幻性，形而上学性，大大扩展了作品的阅读空间。这是鲁迅所描画的中国的肖像画。他说过，他写《阿Q正传》，乃意在描画中国的寂寞的魂灵。 1923年，这些小说由北京新潮社结集出版。在自序中，鲁迅说明了取名《呐喊》的缘由：“在我自己，本以为现在是已经并非一个切迫而不能已于言的人了，但或者也还未能忘怀于当日自己的寂寞的悲哀罢，所以有时候仍不免呐喊几声，聊以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使他不惮于前驱。”这表明，由于那个“精神界战士”的未曾消泯的旧梦的召唤，他已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