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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其实是概括了国民劣根性中的两个类别，突出地表现为逃避现实和打倒一切。鲁迅举例说，“将革命使一般人理解为非常可怕的事，摆着一种极左倾的凶恶的面貌，好似革命一到，一切非革命者就都得死，令人对革命只抱着恐怖。其实革命是并非教人死而是教人活的。这种令人‘知道点革命的厉害’，只图自己说得畅快的态度，也还是中了才子加流氓的毒。”他又指出，“有些‘革命文学者’的本身里，还藏着容易犯到的病根。‘革命’和‘文学’，若继若续，好像两只靠近的船，一只是‘革命’，一只是‘文学’，而作者的每一只脚就站在每一只船上面。当环境较好的时候，作者就在革命这一只船上踏得重一点，分明是革命者，待到革命一被压迫，则在文学的船上踏得重一点，他变了不过是文学家了。”他认为，凡是没有一定的理论，或主张的变化并无线索可寻的善变者，都可以称作流氓。讲话提到的人物有成仿吾，郭沫若，叶灵凤，张资平等，自然也有向培良之流。他说：“这样的翻着筋斗的小资产阶级，即使是在做革命文学家，写着革命文学的时候，也最容易将革命写歪；写歪了，反于革命有害，所以他们的转变，是毫不足异的。” 为了回敬鲁迅的这篇讲演，郭沫若写了一本《创造十年》的书，单是“发端”，就费去一万字。他还针对鲁迅的《我和〈语丝〉的始终》，写过一篇《“眼中钉”》。他把鲁迅对创造社的批判说成是“旧式的‘文人相轻’的封建遗习在那儿作怪”，“不过一丘之貉而已”，从而肯定创造社对鲁迅的批判。郭沫若的文章发表后，有人评为“轻薄”、“无聊”，也有人称之为“互争雄长的伟大的旧账”，还有人撰文说举发鲁迅的错误是正当的，把《上海文艺之一瞥》当成为鲁迅的“小资产阶级性固定不变”的证据。一场文艺思想的论争，终于发展成为未来的宗派主义的斗争；这时其实已经埋下了伏笔，只是时局不同，尚未出现权力的垄断而已。 加入左联以后，鲁迅照例打他的“壕堑战”，从事社会批判和文化批判的工作，一面培养青年，继续新文艺的建设。这时，他开始倡导现代木刻；办世界版画展览会；以《艺苑朝华》的名目，定期出版画集，已出第一辑的五种，就有三种木刻集，即两本《近代木刻选集》和一本《新俄画选》；还组织了中国最早的木刻讲习会，亲自给青年艺术家充当翻译，或直接讲解。对于“新的，年青的，没有名的作家的作品”，他总是不忘给予热情的评介。在官方的压迫日渐加紧的情况下，为了争取更大一点的发言空间，他积极投入翻译和出版工作。其中，除了《竖琴》、《一天的工作》两个短篇集子之外，还翻译了两部长篇，一部是“同路人”作家雅各武莱夫的《十月》，一部是革命作家法捷耶夫的《毁灭》。他编辑了一套《现代文艺丛书》，计10种，但除了4种得以出版外，其余的包括《毁灭》在内都成了“不准出生的婴儿”。结果，他以“三闲书屋”的名义，自费出版了《毁灭》，还有绥拉菲摩维支的《铁流》。这叫“钻网”。钻网是大苦事，但也有报复和胜利的快意在吧！但看他为《铁流》做的广告：“在这样的岩石似的重压之下，我们就只得委婉曲折，但还是使她在读者眼前开出了鲜艳而铁一般的新花”。此时，他的感情和意志，无疑也是鲜艳而铁一般的。  ＇返回目录＇  
左联时期（4）
1931年1月7日，中国共产党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共产国际代表米夫操纵了大会，党的实权落在国际路线的忠实执行者王明手里。李伟森、何孟雄等对四中会全的召开十分不满，于是发动了一批同志，于1月17日在东方饭店开会表示反对。会议未及结束，便遭到国民党特务的突袭，30多个与会者全部被捕。 其中就有柔石，还有殷夫、胡也频、冯铿和李伟森，都是左联作家。 第二天中午，魏金枝把柔石被捕的消息告诉了鲁迅。他感到十分震惊而且悲痛。这时，他想起柔石身上还藏有一份由他和北新书局签订的合同，这正好给官厅留下了把柄，那么官厅还会轻易放过自己吗？经过反复考虑，等到第三天，他便找内山商量搬家的事情。次日晚上，内山委托店员雇了几辆黄包车，亲自把他一家护送到花园庄去。 这时，谣言蜂起了。上海的《社会日报》，天津的《益世报》、《大公报》，沈阳的《盛京时报》等，纷纷揭载鲁迅被捕或已死的消息，甚至传为“###中重要分子”，“任沪红军领袖”。这些谣言是足可杀人的。于是，通过电报、书信探询鲁迅的人，一天天多了起来。远在北平的鲁迅的母亲，也为此担忧成疾。 不得已，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