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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麦危机：俾斯麦的意外机会

任何一场战争背后打的都是钱粮，谁的经济潜在资源更庞大，谁就越有可能在战争中赢得最终的胜利。俾斯麦在统一德国的历史进程中首先遭遇的就是金钱的困境。

1861年威廉一世继承王位时，他所面对的首要难关就是自由派把持下的议会。自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以来，以*为核心理念的自由派思潮横扫欧洲，特别是1848年革命后，自由派在欧洲的影响力更加深远，甚至不惜采取暴力与流血的方式力图彻底砸碎封建专制的社会权力结构。在思想传统较为保守的普鲁士，自由派既向往法国与英国的*模式，又从内心深处惧怕法国曾经历过的血腥革命。这是普鲁士自由派最致命的弱点，他们从骨子里仍然是地地道道的民族主义者，而仅仅披上了自由派的一层皮。

威廉一世身上继承了普鲁士军人的传统，多年的军旅生涯使他对军队建设分外关注。他曾是1848年武力*欧洲革命最坚决的少数派，反对任何政治妥协。他认为强大的军事力量和高度的政治集权是普鲁士崛起的先决条件，这一点与俾斯麦不谋而合。1862年，威廉一世在军队改革法案屡屡遭到议会阻挠的情况下，终于下定决心启用极具争议性的俾斯麦为普鲁士首相兼外交大臣。俾斯麦在就职演说中提出了著名的铁血理论，他说：“当代的重大问题不是通过演说与多数派决议所能解决的，那是我们1848年和1849年所犯下的错误，（这些问题）只有通过铁和血的方式来解决。”俾斯麦同时也给威廉一世打了一针强心剂：“既然我们迟早是要死的，能不能死得更体面一些……陛下已经没有别的路可走，只有奋斗！”从此俾斯麦赢得了威廉一世对他的政策的坚决支持。

军队改革法案的核心就是强化正规军，削弱国民警卫队。法案将正规军服役期从两年延长到三年。议会反对的表面理由是军费开支过大，骨子里是对国民警卫队被降格感到不满。在普鲁士的军事建制中，正规军的核心是封建容克贵族势力集团，而国民警卫队则代表城市中产阶级的新兴资产阶级力量，强化正规军的结果必然是普鲁士专制力量得以进一步增强，这一点是自由派的议会所深为忌惮的。他们的手段就是拒绝批准政府的预算，在钱的问题上死死卡住俾斯麦的脖子。俾斯麦毫不示弱，马上威胁将议会休会，要在没有议会的情况下执政。

正在双方僵持不下之际，丹麦危机突然爆发了。在1863年3月，丹麦国王欲将普丹边境地区存有领土争议的石勒苏益格（Schleswig）和荷尔斯泰因（Holstein）两地纳入版图，此事立刻激发了普鲁士的民族主义情绪。这两处地区按照1852年《伦敦条约》的规定虽然由丹麦治理，但主权仍属德意志邦联。战争的阴云开始笼罩在普鲁士的上空。

对于俾斯麦而言，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他将借对丹麦的战争大大削弱国内自由派的反对力量，巩固自己的权力。此时俾斯麦太需要一场对外战争的胜利了。从战略上分析，俾斯麦的手法沉稳老到。为了达到击败丹麦的目的，他必须拉拢奥地利。为此他巧妙地建议将石勒苏益格划归普鲁士统治，荷尔斯泰因则归属奥地利，奥地利欣然接受。同时，为了摆平欧洲其他强权的干涉，俾斯麦作出支持《伦敦条约》、维护现有欧洲秩序的姿态来安抚英法俄。

俾斯麦在丹麦危机中的政治手段和外交技巧已经发挥到了极致，普鲁士的军事机器对付丹麦也绰绰有余，但最让俾斯麦焦心的是他庞大的战争费用并没有着落，议会顽固地反对他的内政与外交政策，根本不可能通过他的战争预算。

普丹战争：金权小试锋芒（1）

俾斯麦的唯一希望就是绕开议会预算牵制，另辟蹊径进行战争融资。他将主要希望寄托在了自己的私人银行家布雷施劳德身上。布雷施劳德与手眼通天的罗斯柴尔德家族关系紧密，他们不仅可以解决庞大的资金问题，对法国拿破仑三世的影响力也非同一般。在对丹麦的战争中，拿破仑三世的中立是成败的关键。

此时，俾斯麦身侧的布雷施劳德一直静静地观察着普鲁士政坛的一系列动荡，盘算着如何利用这一重大政局变动来谋取巨大的经济利益。从个人好恶来看，作为犹太人的布雷施劳德更加倾向于自由派的观念。实际上，犹太人为争取自身的公平权力构成了1848革命的重要力量。但作为银行家，他的判断必须绝对理性甚至冷酷，他必须选择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