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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从北方陆续赶到江苏的各路清军，全部驻扎在扬州城外，军饷供应中断，雷以諴的部队情况最为严重。雷以諴不能眼看着军士们饿死，情急之下，想起了厘金法，决定征收商业税来养活部队。

厘金是商人的发明。在位于交通要道的城镇里，各地的商人都会开设会馆，为家乡的商旅提供方便。会馆从百货的盈利中抽取一定的金额，储备起来，公用开支。厘金的抽取，一般是一千文抽取十文到二十文，各省都有这样的情况。

雷以諴曾在史书中读过，战国时期，赵国大将李牧驻扎在北部边疆雁门郡，从集市上抽取商业税，用于养活自己的士兵。他拥有一千三百辆战车，一万三千匹战马，以及十万大军。古代用兵，费用巨大。赵国是个小国，李牧又驻军在那么偏僻的地方，靠着商业税的供给，军饷也不会匮乏，行军不缺粮草，士兵不愁吃穿。

明代不征商业税，全靠农业的税收来供养军队，赋税的一半用于养兵。全国每年收入应该有二千多万两银子，但十年的节余，还不过一年的收入，郡县府库照例都没有储蓄。大农春秋有两次收获，往往还不够开销。战火一起，田地里不再播种收获，朝廷收不到关税，而赈灾抚恤，各种费用层出不穷。于是劝人捐输，商议借贷，想用一两位贵戚大臣的私财，填补天下的费用，实在想不出办法了，便增收农业税，弄得民不聊生。

1853年，咸丰三年（22）

清朝的统治者察觉了这种弊端，两百多年坚持不加农业税。然而，每当战火燃起，百姓仍然不免经年累岁的徭役，把国库的钱全部拿出来，也不能满足所需的开支，谋臣们束手无策。

太平军起义之后，清廷筹饷派兵，耗费六百多万两银子，后来财源枯竭，所拨的钱财，只是公文上的数字，长久无法落实。将帅们也知道这当不得真，便各自去想办法。他们的办法有两条，第一是捐输，第二便是厘金。

捐输和厘金两种办法，都起源于战国和秦汉时代。但比较起来，捐输是个笨拙的法子，朝廷卖官鬻爵，流敝很大，败坏了风气。何况与捐输比较起来，用商业税来供给军饷，是一种比较稳定的来源。

雷以諴想起了厘金法，在扬州东北方四十里处的仙女镇开始实行。他按照商人们的惯例在抽取的比例上加以增减，对商铺和流动商人采取不同的办法收税。对于商铺，一年酌定收税多少，叫做“板厘”；对于流动商人，则设卡征收，与关税相同，叫做“活厘”。

雷以諴实行的这个办法，对百姓的影响很小，也不会挫伤商人的积极性。东南部的清军将帅争相效法，不断提高收税比率，所设的税卡越来越多，抽取的税金越来越重，每年的收入超过人口税的数倍。战争平息后，厘金成了惯例。此后几十年，全国的商贾都为这种税收感到头痛。

雷以諴的举措，在1851年开始的这场战争中，是清军首次采用这种办法来供养作战部队。此举为湘军筹饷提供了借鉴。曾国藩后来靠着这个办法，把湘军带出了最艰苦的岁月。

在筹饷方面，太平军则是农业税和商业税并举。

太平军在5月份再次占领安庆以后，清廷的省府搬到庐州去了，谋士们建议将庐州定为省会。太平天国的翼王石达开办事练达，在安庆张榜安民，选择村子里大胆聪慧的能人担任乡官，要求农民交出粮册，按田亩的多少来输送钱米。又在大星桥设立关卡，用铁链子将巨筏锁在江面，拦截行船，征收税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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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军移师衡州以后，曾国藩的处境大为改观。

衡州是湖南第二大城市，民风淳朴，还没有染上省城的奢华与矫饰。对于曾国藩而言，衡州于他还有故里之谊，他少年时代曾在这里求学。而且，这里还是湖湘学派创始人王船山的故乡，令崇仰前辈学者的曾国藩倍感亲切。

湘军驻扎衡州，也有军事上的需要。衡州是历代交通要道，兵家必争之地，湘军驻扎在这里，有助于阻截太平军发源地广西与外省战场的联系。

曾国藩重返第二故乡，顿感海阔天空。长沙官场上以骆秉章和鲍起豹为首的文武官僚针对他的明争暗斗和处处牵制，在这里已经感觉不到了。

衡州知府巴不得湘军移驻到他的辖地。他知道，湘军是块硬骨头，太平军不会轻易来啃它，衡州也就可保平安。乱世之中，一个知府保住了城池，就等于保住了性命和顶戴。他的身家和仕途升迁，都与这位钦差帮办团练大臣休戚相关。于是，他把修城墙的银子挪过来，交给曾国藩用于训练湘军。他盘算着这些银子还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