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部分(第1/4 页)

人性本不可分而强以分，目的在于更准确地理解人性。但这三层属性却不是三一三十一的平均数，否则还是善恶难辨。我国学者黎鸣在他的哲学著作《人性的双螺旋》中，使用了一个带有假设性的公理，即，越是历史悠久的事物，其惰性越大，发生变化的可能性越小，而且这种惰性与它出现至今的时间成正比。黎鸣运用复杂的数学模型进行推导，结论是：

人性的90％偏向恶，只有10％偏向善！

这便是对人性善恶倾向的总估计，如果再用历史比较的方法进行推理，这个结论可以得到进一步的证明。也就是说，西方学者关于人性的认识基本上符合真实的人性，因此，他们对善的理解也是相应地真实而有效的。而中国古代圣人关于人性的认识则基本上是错误的，与真实的人性不相符，因此，他们关于善的观点不过是一厢情愿的空想，虚假、无效，而且“自欺欺人”。中国古代哲人带头在“认识自己”的道路上走偏了，所以中国文化在2000多年的发展中始终处于自相矛盾的状态中，无法走出这个怪异的“局”。

人的生物性层次的恶，主要表现为恶的潜意识，任何人在这个层次上都具有以邻为壑、损人利己的倾向，即任何人都自然地有作恶的潜在性或倾向性。在社会生活中只要人们缺乏外部的压力，这种潜在的可能性就会变成显在的可能性，从而产生真实的恶意识，乃至恶行为。这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原恶”。人的社会性层次的恶，则主要表现为有意识的恶，以及表现为行为的恶，如诈骗、强奸、盗窃、抢劫、杀人等。《蝇王》就是对人性恶的最好的诠释。拉尔夫身处邪恶的环境，他逐渐认识到，人类内心的恶在威胁着和吞噬着人性，自己和同伴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境地。杰克和他领导的那帮孩子不断作恶，形同走兽，但最终却是这伙走兽摧垮并吞噬了每一个人，使孩子们丧失人性，与之为伍。人类内心中的原始冲动在光面堂皇的幌子下无限制地发展并得到越来越多的人的认可，而它留给人们的就只有恐惧、敌意和仇视，生活于是演变成为一场无法无天的权力之争。这就从开始表现的人的生物性层次的恶过渡到了社会性层次的恶。

在中国古代，甚至今天，说人性本恶，或人生来就自私是绝不会受欢迎的。杨朱说：“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本来一语道破天机，但这样的观点遭2000年的唾骂，也决不会成为占主导地位的思想。墨子讲“兼爱”，孟子斥之为“无父”、“无君”，是“禽兽”。中国人好讲假话，好讲漂亮话、好讲面子，还要理直气壮地讲，其实早从孔孟时代就开始了。试想，在一个由原恶的人组成的社会中宣扬“克己复礼”、“清心寡欲”、“上智下愚”，会是个什么样的结局？只能是恶人当道，好人受气，甚至有生命之忧。正如诗人北岛所说：“卑鄙诗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一语道出了中国文化的基本特征。圣人们被历代中国人捧到了天上，顶礼膜拜两千年，但正是由他们开创的文化只不过被统治者当作作恶的为所欲为的遮羞布而已。一直到现在还有人在鼓吹“新儒家”，要让自己的孩子们继续“读经”，真是撞了南墙还死不回头，没救了。

在《蝇王》里，杰克有一个面具，它的寓意是，人之所以作恶而毫无顾忌，关键在于有一张“假”脸。人一旦带上了面具，就有了狂欢的欲望，兽性就可以尽情地宣泄，而事实上掩盖恶的又绝非仅仅只是面具，更可怕的还是善的借口和理由，这种“面具之恶”比更对人类具有威胁性。小海岛上发生的恶性事件，西蒙的被害，就是限制毁灭性冲动的人类文明被孩子们画在脸上的面具所冲破的。人类的历史上灾难性事件，有几个不是打着冠冕堂皇的旗号；希特勒的“冲锋队”、“党卫军”，文革的红卫兵运动在作恶时不都是高喊着自己漂亮的口号吗？可见，对人类威胁最大的还不完全是人们容易看到或体会到的人性恶，而是人在善的面具下所从事的恶。建议大家读一读我写的《风中芦苇》和《普通法西斯》，也许对这个道理有更深刻地认识。

阻碍一个人进步的最大的敌人，往往是这个人自己，同理，阻碍一个文化发展的最大的敌人，往往是这个文化自身。其原因，就在于人们常常缺乏对自身的原恶的认识，普遍存在于一切人身上的人性的原恶。这是任何人从生到死都必须与之战斗的不可轻视的敌人。这就是《蝇王》带给我们的最大的启示。

发生在太平洋孤岛上的这场未成年人之间文明与野蛮的斗争，不能被认为是虚拟的和无意义的。它是人类历史的演绎，并且今后还会继续演绎下去。

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