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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从国外输入粮食，并把该地的货物分散到其他区域的市场。

商业的发展促进了各种配合的组织，这些组织到　１９　世纪已很复杂精细。

专门化的商行与经纪人，经营不同方面的商品生产。同业公会及同乡会的会

馆制定商业的常规，并为商人提供帮助。金融机构随之发展起来，满足不同

范围的需要。最早的金融机构之一，是山西商人发展的网状组织，以便用票

号汇票给地区间的交易提供资金。在　１９　世纪，另外一种通过钱庄的信用延长

制度也发展起来，以便为成长中的沿海贸易提供资金。这类重要的机构，在

整个民国时期继续与规模更大的西方式的银行一道继续发挥作用。较小额的

交易，则可通过当铺和押行通融。同时，大量的商业习惯法也被制定出来，

用以规范商业业务。②

在　１８　世纪大部分时间内，农产品和手工业品的总产量显著地增长。这种

增长得力于人口的增长、可耕土地的利用、“最佳”农业技术从先进地区向

落后地区扩散，和对劳动力一般没有人身限制。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者

进一步提出，在　１９　世纪从国外引进现代工业之前，明末和清初的经济是否开

始了有本土“资本主义”发展倾向的性质上的改革。他们的研究着重“生产

关系”的改变。从以下方面举出了生产资料所有权与劳动者分离的证据：采

矿中有商业投资和使用雇佣劳动；在华北和长江下游，地主和富农使用雇工

经营农业；在丝织业的生产组织过程中，有类似欧洲原始资本主义生产制度

的迹象。①

然而，这类迹象合乎“近代”以前经济增长的典型模式：人口与总产量

均在增加，但人均产量没有持续增加。我们不能说粮食与手工纺织品生产的

增长，或贸易及市场范围的扩大快于人口的增长。“资本主义”——或者不

妨说，以人均及总产量增加为特点的“现代经济增长”——未在近代欧洲早

期（或两世纪后明治天皇时的日本）出现，是由于仅仅在财产所有制的形式

上有了改变。同样重要的是科学技术——包括金融、投资及管理方面的“技

术”——的发展，用马克思主义的术语来说，也就是“生产力”的改变。正

① 史坚雅编：《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第　213、226、229　页的表表明，太平军叛乱后，长江下游人口密度

比其他任何大区下降得更多，但是，在　1843—1893　年期间，和城市化较差的区域相比，城市人口在总人口

中的比例却提高了。华北人口密度在民国时期显著增加，但到　1953　年尚未达到长江下游的水平。关于中国

的大区，见同书第　214—215　页。关于太平天国造成人口减少，见何炳棣：《中国人口研究》，第　236—247

页；珀金斯：《1368—1968　年中国农业的发展》，第　210—211　页。

② 关于钱庄，见《上海钱庄史料》；安德里亚？麦克尔德里：《上海老式银行（钱庄），1800—1935　年》；

苏珊？曼？琼斯：《宁波的金融：“钱庄”，1750—1880　年》，收入　W。E。威尔莫特编：《中国社会的经济

组织》。关于押当，见斯波义信：《宁波与其腹地》，第　405　页。中国习惯法的例子的英译文，载陈张富

美和马若孟：《习惯法与中国清代的经济增长》，《清史问题》第　3　卷第　5　期（1976　年　11　月），第　1—32

页；第　3　卷第　10　期（1978　年　12　月），第　4—27　页。

① 《明清资本主义萌芽研究论文集》和《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论文集》收入了中国经济史学者关于这个

问题的最佳近著。

是在连续运用投资及再投资新方法的基础上，欧洲才进入资本主义时代。可

以举出一个强有力的实例——既是欧洲的也是日本的——现代经济增长的关

键性的起点是“农业革命”，也就是切断了人口规模和粮食生产间古老联系

的技术和组织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