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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在征服之时，上层名流在很大程度上把接受满族的统治作为恢复

秩序和稳定的合理代价。作为回报，他们可以保留大部分地方上的社会地位

和利益。②第二，政府接着采用的田赋及其他政策，促使华北大庄园解体和抑

制了南方地主的势力。这两种政策意外的结果是，由于名流不控制大量集中

的经济（和潜在的军事）力量，政府愿意让他们有相当大的自由；他们也愿

意支持一个一般能照顾他们利益的政府，而晚明时期逐渐形成的贫富之间的

紧张关系得以缓和。①第三，初期的满族统治者保持低税，供养的官僚比较少，

所需经费不多，并且未深入到县以下。这项从明朝继承下来的政策，为具有

儒家思想的大臣们所支持，既由于意识形态的原因，也因为这项政策符合他

们拥有土地的家庭的利益。在清初，官僚机构规模小，部分地得到有效的驿

站系统的弥补，官僚的报告由集中到皇帝的个人情报收集网加以补充。②

但是这些措施只是绕过了、而不是直接面对越来越发展的行政不深入的

问题。１８　世纪初，雍正皇帝作了一次认真的尝试，为地方政府和官吏薪俸提

供适当的经费，但遇到相当大的阻力，不得不缓慢推行。③到　１８　世纪末，人

口现状使官府和社会之间的平衡陷入大混乱。人口的增长、商业和城市的扩

张，超过了官府监督民众或提供必需服务的能力。仓廪制度的崩溃是一个征

兆。在这些情况下，官府不能总是不变，正式文官的数量相当稳定，大约为

２　万名，其中一半在京城供职，但是为人数多得多的低级的胥吏、听差和有

公务的私人仆役与较高级的私人秘书所补充。胥　吏的数量因县的大小而异。①

政府为控制这类次官府人员和秘书的数量和活动所作的努力是不成功的，因

为人口增加需要更多的低级职能人员去执行必要的公务。在整个　１９　世纪，捐

纳增加了虚拥功名者的队伍。在　１９　世纪后期，由于增加了专办外交、商务、

工业或军事的官吏，由于经常雇用办理官方事务的委员，由于增加了新的专

务公署，文职官僚进一步增加。增加的速度因　２０　世纪第一个　１０　年实行新政

而急遽提高。

特别在　１９　世纪的后半期，政府努力用征收田赋附加税来调整财政，并且

① 见巴林顿？穆尔：《独裁和民主的社会根源：现代世界发展因素中的土地和农 民》；孔斐力和苏珊？曼？琼

斯在《远东研究中心论文选》第　3　集（1978—1979 年）第　xiv　页上的《导论》，论述了“中央政府官僚（国

家）和地方政制（社 会）的关系”。

② 希拉里？贝蒂：《代替反抗的抉择：安徽桐城个案》，载史景迁和小约翰？E。 威尔斯编：《从明到清：

17　世纪中国的征服、区域和延续性》，第　242—243、 256　页；李成珪：《顺治朝的山东：地方控制的建

立与士绅的反应》，《清史问 题》第　4　卷第　4　期（1980　年　12　月），第　19—27　页；第　4　卷第　5　期（1981

年　6 月），第　13—23　页。

① 见马克斯：《华南农民社会与农民起义》第　2　章，及格罗夫和周锡瑞编：《从 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第

412　页所述河地重造的理论。其他作者从不同方面 强调农民造反或很少注意国家、士绅和农民三者利益的

平衡。见格罗夫和周 锡瑞书中（第　404—412　页）关于土地所有和田赋改革的其他引文。

② 费正清和邓嗣禹：《清代行政：三项研究》，第　23—28、44—48　页；史景迁：《曹寅与康熙皇帝：奴才

与主子》，第　6　章；吴秀良：《中国的下情上达和朝廷 控制：上奏制度的演进，1693—1735　年》。

③ 马德琳？泽林：《豁耗归公：　18　世纪中国实行财政改革合理化及其限制》（加 利福尼亚大学，博士学

位论文，1979　年）第　90—132、348—467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