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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的贸易，与中亚（浩罕）在喀什噶尔的贸易，以及与英国人、美国人和欧

洲人在广州的贸易，都成功地受到限制和控制。１９　世纪以前，只有从东南亚

到广州和厦门的贸易，由于掌握在中国人而不是掌握在外国人手里这样一个

简单的原因，被排除在朝贡体系之外。

像清朝对中国的统治一样，清帝国由复杂和熟练的制衡系统维持。例如，

以当地的酋长、僧侣和部落王公为一方，与以中央政府的将军和官员为另一

方之间，地方政坛内部的僧俗名流之间，清朝中央政府的文武官员之间，以

及地方贸易岁入与军费之间，都存在这种制衡系统。只有当以外国军事力量

为后盾的国际贸易在边境上增加时，帝国才开始土崩瓦解。沙俄在中国北部

和西部，法国和美国在中国南部和东南的商业、政治和军事的推进，是最著

名的　１９　世纪帝国主义的传奇之一。②不久日本蚕食了东部和东北。

清朝对蚕食的反应的某些模式，或许可被视为一切围绕帝国边界。首先，

清朝的边境贸易从属于战略利益，因为在历史上中央政府对亚洲腹地边界的

控制，对中国中心地区的安全曾经是必要的。外国商人尽可能地被限制在边

境的商业中心里。因而　１７　世纪　９０　年代俄国人被赶出满洲，１７２７　年后被限定

在恰克图贸易，偶尔才有商队被允许前往北京。①同时，因为　１９　世纪早期英

国与广州的贸易增加，清朝沿用不久前在中亚行之有效的各种办法进行干

预。一个外邦浩罕在喀什噶尔的贸易，曾引起外国商人的要求和一场由宗教

反对派领袖领导的圣战。结果是清朝在击退了浩罕对喀什噶尔的入侵后，谋

求稳定；他们向外国商人支付赔偿，并接受浩罕代表们的一种治外法权，这

些代表监督他们的商人在喀什噶尔的活动，因此贸易在稳定的基础上继续进

行。１８３５　年的这种中亚解决方式，与　１９　世纪　４０　年代广州最后解决方式的相

似太令人惊讶了，不可能是纯粹的巧合。②

其次，当清朝沿亚洲腹地和东部沿海两段边界的政权结构开始瓦解时，

它发现它的军事防卫能力远远不够，所以需要用租界和扩大贸易来羁縻外国

人。这再次令人想起充分成熟的怀柔蛮夷的各种方法。鸦片战争以后，清朝

① 见约瑟夫？弗莱彻：《1800　年前后清代的亚洲腹地》，《剑桥中国史》第　10　卷， 第　2　章。

② W。L。兰格：《帝国主义外交：1890—1902　年》仍是这方面的名著。

① 马克？曼考尔：《俄国与中国：1728　年以前的两国外交关系》。

② 见《剑桥中国史》第　10　卷第　7　章（约瑟夫？弗莱彻文）

沿袭了明代早期的政策，第一，承认一切与中国交往的国家；第二，对这些

国家一视同仁。③当中央政权衰弱时，中国确曾习惯于平等主义的对外关系。

④这种长期政策，在北京接受了　１８４３　年英国附约中的最惠国条款后付诸实

施。清帝对礼仪上的至尊地位的要求，即朝贡制度，依然悬而未决；由于　１８６０

年后新皇帝尚在冲龄，外国公使在他面前行叩头礼的问题只能推迟到　１８７３

年去解决了。

这当然不是中国第一次被迫从软弱的地位实施对外政策。在这种形势

下，长期形成的战略是嗾使一个侵略者去反对另一个侵略者。几乎在美国和

法国的地理位置尚未弄清以前，广州管理蛮夷的官员就寻求他们的帮助来制

止英国的侵略。后来，例如李鸿章在制止日本、俄国和法国蚕食的各种努力

中，一再试图得到美国的调停和外交帮助。在　１８９４　年英国未能帮助反对日本

后，李鸿章转向俄国。“以夷制夷”是贯穿近代的主要战略。①虽然中国人认

为有必要放弃中国中心主义，但利用一种外国势力去反对另一种外国势力的

思想是容易沿袭的。它与西方的均势观念有异曲同工之妙。

１８６０　年后中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