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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国际　１９３０　年　６　月（在中国资料中，通常所记日期为　７　月　２３　日，因为这

是在上海收到这信的日期）的信，是　５　日在莫斯科根据中国共产党　２　月份所

通过的各项有关决议起草的。①尽管相互辩论的先后顺序是如此模糊难辨，却

并不妨碍我们抓住斯大林与李立三之间在观点上的广泛差异，虽然它也确实

使历史学家确定做出某些特定决定的责任，特别是　３０　年代前半期付出惨重代

价的错误的责任的工作复杂化（关于这些事情参看本书第　３　章）。

因此，１９３０　年　６　月，共产国际虽则提到，因为工人运动的浪潮与农民运

动的浪潮还没有汇为一体，在全国还没有真正的革命形势，却预言“最近将

来革命形势即使不能够包括整个中国，但至少也要包括几个有决定意义的省

份”。②虽然共产国际期望中国决定性的战斗不久的将来即将发生，他们仍然

不同意李立三认为进攻的时刻已经到来。莫斯科因而明确地拒绝批准李立三

命令对武汉、长沙等城市发动进攻，并在那些城市进行配合的暴动的决定，

争辩说红军与工人运动都首先需要进一步加强。③

②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5　册，第　426　页。

① 这些事情已得到苏联最近出版的著作澄清，这些著作虽在解释上有强烈的倾向性，但是关于引用共产国

际档案而得出的事实的详情，多半是准确的。这类著作，最便于得到的是　A。M。格里戈里耶夫《共产国际与

中国在苏维埃口号下的革命运动（1927—1931　年）》，收入乌里扬诺夫斯基编《共产国际与东方》，第　345—388

页。30　年代苏联的出版物已给出　1930　年　6　月指示的正确日期，现在没有任何理由继续把这个指示当作《7

月　23　日指示》。

② 《共中中央文件选集》第　6　册，第　118—119　页。

至于毛泽东，他开始并不愿意把他的队伍投入进攻国民党坚固的据点，

从而使革命的前途和他自己的实力基础遭受危险。在这一限度内，他与莫斯

科是一致的。但是到了　３０　年代初，事实上他对很快取得胜利的前景变得极为

乐观，在　１９３０　年　１　月给林彪的信中，他批评林彪对高潮的到来过于悲观，并

声称，虽然　１９２９　年　４　月他自己订的一年拿下江西全省的时限是“机械的”，

但是做到这一点已为期不远。①

１９３０　年毛泽东对李立三路线的态度，最近成为能接触到有关资料的中国

学者间广泛辩论的主题。虽然这些作者中有些人仍坚持　１９４５　年做出的关于党

的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观点，即毛泽东从没有赞同过李立三的攻打城市的计

划，只是执行了它，因为纪律要求服从命令，有些人却分辩说，到　１９３０　年春，

毛泽东已被这一战略逐渐吸引过来，有些人甚至竟提出，从　１９３０　年初毛泽东

即自发而热情地追随了这一战略。不管怎么说，有明显的证据，晚到　１９３０

年　１０　月，毛泽东还在继续信奉一条激进的路线。１０　月　７　日，毛泽东的队伍

占据吉安城时做出的一项决议，特别提到“全世界、全国、各省革命形势”

的存在，并断定：“在革命高潮期间……苏维埃政权无疑必在全国和全世界

出现。”毛泽东　１９３０　年　１０　月　１９　日《给湘东特委的信》说，在目前“高潮”

环境中，决不容悲观，要立即进攻南昌、九江，消灭敌人。②

即使上面的某些陈述，可以解释为毛泽东告诉中央委员会，他认为该会

想听到的意见，因而　１９３０　年秋毛泽东对即将到来并席卷一切的革命浪潮这种

齐里亚主义的期待程度，仍有某种争论的余地，关于毛泽东确信中国革命是

世界革命的主要的、决定性的因素，则完全不容争辩。在这一方面，他是完

全与李立三一致的，并与李立三一致反对莫斯科。①

特别在有一点上，毛泽东是